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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满江红10（第2页）

秦桧特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自今有此，当重置宪典。”

就是说，谁要是提出同秦桧卖国政策相反的方针就是矛头指向“朕躬”

，要用“宪典”

来重加惩办了。

这就证明他自己正是南宋初年推行违反民心的妥协投降政策的真正后台。

堵民之口，只能得志于一时。

等到事过境迁，不仅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且当初用来堵口的手腕也成为不光彩的记录一并载入史册。

岳飞的抗金事迹和他的《满江红》仍在民间传颂，说明人民并没有因为朝廷宣布他是“叛逆”

之臣而改变自己的看法。

到了明朝中期又出现了文徵明写的一首新的《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

词曰：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

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徵明的词总算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

文徵明敢于说出南宋人士不便于说的话，并不是因为他好议论人们长短。

《春气录》记载：“徵明性不喜闻人过。

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

终其身以为常。”

说明他的为人是比较厚道的，当然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

他之所以写这篇《满江红》不过是因为他处的时代不同，说话不必顾忌，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说了出来罢了。

俗话说“盖棺定论”

。

这句话起源是很古的，司马迁就说过：“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这话有一定道理，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如此。

但是，历史经验证明，有时对于刚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场面和人物往往并不能做出恰当的结论，特别是在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和人物上匆匆忙忙地上定论更难于做到妥切。

比如明朝后期在张居正的评论上就曾经几次反复，生前宠之以上柱国、太师、首辅备极殊荣，死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本身的一切荣誉称号统统撤销，连儿子也被逼自杀；到了明末又逐渐恢复了名誉。

清初的人有鉴于此，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

。

说明对于一个因为各种利害关系而产生争论的人物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做出定论。

这同上面引用的两首《满江红》给后人的启示也是一致的。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