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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历史证明,周公预言完全正确,齐国始终是无人敢惹的超级大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各国中都数一数二。
而鲁国则成了三流国家,常常被人看作陈旧不堪,既弱又冥顽不灵。
姜太公的治国理念是无为。
他简化政府组织,让百姓自我管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他顺着百姓的心而用心,不仅关怀他们的身体,更关怀他们的心理。
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有一定的独立精神。
而伯禽则用“有为”
来治国。
他以绝对权力按自己意志教化、启蒙、改造民众,没事找事,把自己累个半死,在百姓那里也很少得到好口碑。
有为的君主,并非没有善心,而是用错了地方,把自己的私欲当作是天下人的私欲,为了证明自己,常常滋事扰民,劳民伤财,还自以为是在为天下人做好事。
元人张养浩说,中国永远都是这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为何会这样,因为无能的统治者智力不好,都有病;有能力的统治者智力太好,都有为。
古代统治者很多都认为百姓不能自我管理,总想做老百姓的家长,管这管那,还经常絮叨着,我是为你好,你怎么不领情呢?
如果从风险角度来看,无为治理下的组织风险高,还是有为治理下的风险高呢?
西汉前期,帝国有两位治军风格迥然不同的将军,一个叫程不识,一个叫李广。
程不识治军,完全按照守则执行,对军队编制、行军队列、驻营分布等要求近乎苛刻。
哪怕是在非战时,程不识也按战时条例管理军队。
守卫边疆时,匈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从他那里取得偷袭的好处,当然,由于程不识很谨慎古板,所以也不会给匈奴造成危机。
程不识这种稳重的治军用兵风格,让人无处下手,所以他不会失败,但也正因为他稳重过了头,所以也没有机会取得大胜。
于是,程不识终生军功有限。
而另一位将军李广恰好相反,这位被匈奴称作为“飞将军”
的神将带兵时没有任何规则,除了安排几个守夜哨兵之外,部队可以在驻扎区自由活动。
李广行军无严格队列阵势,哪里舒服就在哪里驻扎,他还把文书簿册简化得几乎没有。
但他对士兵是关爱万分,所有当战斗一来,他只需跳上战马冲锋,所有士兵就会紧随其后,以一敌十。
这种散漫、靠着个人情感维系起来的战斗团队,常能出其不意,以少胜多,建立让人意想不到的军功。
显然,程不识是有为,李广是无为。
哪个更好?东汉战神马援评价二人的治军风格说,如果你效仿程不识失败了,还能成为严令之人;如果效仿李广失败了,那将万劫不复[效伯高(程不识)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李良(李广)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者也]。
我们现在回到老子本章的结论中,他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都是“无为”
,它的核心是不折腾,不强加给他人以绳索,极少甚至没有私欲。
无为一定有它的好处,比如姜太公治理下的齐国子民,可能就很喜欢这种政府对他们的放养模式,再比如,作为任何一个士兵,可能都喜欢李广式的极为舒服的治军模式。
但这并不能绝对证明,“有为”
一无是处。
正如马援所说,学习程不识的有为方式,即使学不成,因为有各种规定,各种圈圈,还能把人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不至于一败涂地。
但如果学李广的无为方式而不成,那就是洪水滔天,一发不可收拾。
无为和有为,并非冰火不容,真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正奇各有千秋,选择哪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才是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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