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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第1页）

前中国时代与“中国”

的初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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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多本书名中包含“中国”

、论及古史的著作问世，如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许倬云的《说中国》等，笔者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也忝列其中。

有学者认为，这显现了当下我们社会的某种整体焦虑。

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切实追溯中国历史的同时，还都在认识论上进行反思，剖析了“中国”

概念的建构历程。

显然，何为中国，既是本体论的问题，更是认识论的问题。

借此，古今中国被连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国”

诞生史，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由于考古学的努力，更由于民族精神唤起的需求，被不断地上溯、提前，进入了史前时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之前。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让考古学这门看似冷僻避世的学科，又开始找回点“显学”

的感觉。

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进时国人的期待一样，要解决的是填补“古史辨”

思潮**涤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国从何而来的大问题。

就此而言，回观学术史很重要。

何谓“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最早的国家在作为地域概念的中国一出现，就可以看作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

的问世？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学术界百年来有过执着而曲折的探索。

总体看来，两大主线贯串其中。

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追求的是史实复原；二是救亡图存、民族自觉，意欲建构国族认同。

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导进行考古探索的国家。

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

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

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

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

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

工程中来的。

这一学术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视。

因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赖于史料的不断积累，更关涉民族情感和当代的文化认同等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谈起。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926）

《古史辨》自序手迹

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