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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第5页）

如前所述，1959年，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踏查“夏墟”

的过程中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当年秋季，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启动。

2020年是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61周年，这60多年的探索历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前40年，主要任务是建构文化史框架，二里头工作队的前辈通过大量考古资料的搜集和梳理，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这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

与此同时，一号、二号宫殿基址等大型宫室建筑，能够生产高精尖青铜礼器的铸铜作坊，以及出土青铜、玉石和漆质礼器的贵族墓葬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确立了二里头都邑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自1999年秋季开始，二里头遗址新一轮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与重心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将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作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务。

在这一学术理念指导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获：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确认了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功能分区，在遗址中心区发现了成组的早期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井字形主干道网、车辙、晚期宫城及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绿松石器作坊、与祭祀有关的巨型坑和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和珍贵遗物。

与此同时，积极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生计贸易、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乃至宏观文明进程等方面的探索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以聚落形态探索为中心展开多学科合作研究，构成了世纪之交以来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的两大特色。

可以说，二里头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二里头考古则是中国考古学长足发展的一个缩影（许宏2015B、2019）。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

二里头宫城平面呈纵长方形，其内分布着成组的大型宫室建筑，其南为大型围垣手工业作坊区，有学者称其为“工城”

。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1750——前1520年（仇士华2015），从时空分布与文化特征来看，二里头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但其重要性远不止于此。

经过6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布局严整、与紫禁城布局一脉相承的宫殿区与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和祭祀遗存，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礼器铸造作坊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

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以说，这些“中国之最”

前无古人，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制、宫室制度、礼乐制度和王朝文明的先河。

就其文化影响而言，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至此，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都邑则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了开创新纪元的“二里头时代”

（许宏2004A、2009）。

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宫廷礼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都邑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室建筑和以酒器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群以及玉质礼器群的（岡村秀典2003）。

早期王朝时代的资源分布与重要遗址

要之，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而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正处于华夏文明从多元到初步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节点上。

以文化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政体，显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核心的威势，在众多族群的凝聚与模仿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其文明要素的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原地区（见本书《前中国时代与“中国”

的初兴》），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史一棋2018）。

只有到了此时，地处中原腹地的洛阳——郑州地区才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中原中心最终形成。

作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二里头文明建立起的管控协调大规模人群的政治架构，经青铜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后世王朝国家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