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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葛与症结 三星堆文化上限问题的学史观察（第1页）

纠葛与症结：三星堆文化上限问题的学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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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遗址可以且往往包含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堆积，而遗址分期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应该做严格区分的。

这是1950年代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讨论以来（夏鼐1959A），考古学界的共识和常识。

“遗址的分期，探讨的是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同一遗址内堆积的先后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指一考古学文化所经历的历史的相对年代的划分。”

（张忠培1986）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围绕三星堆遗址及其所包含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却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

早在20多年前，即有学者指出，“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对‘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遗址’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纠缠不清，因而滞误了对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使得四川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处在一片迷雾之中。”

（王毅等1999）梳理学术史，感觉直到近年，围绕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这一问题仍“处在一片迷雾之中”

，而三星堆遗址先秦时代遗存分属于多个考古学文化、三星堆文化始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共识来之不易。

一、遗址与文化分期的混淆

在1987年发表的三星堆遗址首篇发掘简报（1980——1981年度）中，发掘者就指出在已辨识出的三期文化中，“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遗物的特征变化较大，判然有别，其间又有明显的间隙层，故我们认为第一期与第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去较远，而第二期与第三期遗物的特征差异不甚大，并有不少承袭因素，可能两期文化的年代紧相衔接”

。

该简报最后虽提出“三星堆文化”

的概念，但并未对其内涵给出确切的界定；且文中又有“三星堆遗址文化”

的提法，语意含混。

此后，参与发掘的学者的论文中所谓“广汉文化”

和“三星堆文化”

，最初指的都是包含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在内的先秦时代文化遗存的全部，所以“三星堆遗址文化”

的概念被屡屡提及（陈显丹1987、1988、1989）。

当时学者引用转述发掘简报时也都是将遗址的四期看作一个整体：“可分为四期，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被称为‘三星堆文化’”

（林向1989B）。

1987年简报中本来推定“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遗物的特征变化较大，判然有别，其间又有明显的间隙层，故我们认为第一期与第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去较远”

，但在后来参与发掘的学者论文中则有了“从时代来讲，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年时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

（陈显丹1989）的提法。

直到近年，仍有类似的表述：“（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堆积在地层上是连续的，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

……从在一个遗址上集以上几者为一身，人类古文明在一个遗址上长时间地演绎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唯一的标本。

她还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遗址。”

（高大伦等2016）

三星堆古城结构

据1980——1981年发掘简报，遗址第一期地层中木炭标本的碳素测年数据为距今4075±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4500±150年。

几乎与此同时，发掘者又给出了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更早的年代上限和时间跨度：“这个遗址群的时代，上限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约在西周早期（即距今4800年至3000年左右）”

（陈德安等1987）；遗址第一期的“时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740～4070年）”

（陈显丹1989）。

随之，学术界开始引用这一数据。

如曾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林向教授在当时发表的论文中述及“（三星堆）第一期出土物为新石器晚期的东西，碳十四测定距今约4800年左右”

（林向1987），2010年的自选集中又删除了这一数据（林向2010），随后他又有“（第一期）属于龙山时代的文化面貌，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在距今4700～4500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