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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棉花钢铁及粮食作物的振兴（第1页）

第一节棉花、钢铁及粮食作物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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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4月通过、1888年1月生效的新税率大幅度地提高了小麦和食糖的关税，加强了棉毛制品已享有的保护地位，实施了相当有利于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关税，同时也照顾了一些机械产品：电动机械、农机和纺织加工设备。

1887年的关税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今天必须承认，改革并非一个有机的经济政策纲要的成果，而是在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压力下所做的一种选择；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承认在意大利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里采取这种解决办法的现实必要性（并非“历史必然性”

，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不排除去深入探讨当时工业家和地主结成联盟的政治意义以及保护主义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例如，从何种意义上说，保护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整个形成过程”

的终点——像塞雷尼庆说的那样；或者说——正如另一些人所主张的——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妥协办法，用以调整公共财政，挽救许多以种植小麦为生的小农场以及一些遭土地税及价格下跌打击的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保护性税率通过时，除南方地主与北方工业家联盟外，还有几个其他“社会集团”

:不仅有以劳资合作形式的企业主和工人的联谊会，而且在南方一些地方，还有依靠国家加工订货而开工的工厂领导人与加里波的式的、激进的工人协会为经济上挽救南方而汇合成的各种联谊会。

根据一些专门调查的结果，那些超脱现实的大地主头面人物并未直接参与，农业方面的主角是北方和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地主。

根据较为切合实际的分析，工农集团并非像乍一看时那样坚固、那样协调一致；保护主义显得更是一种为调整经济状况而采取的过渡性策略。

这两种情况均可从工业家和地主联盟发展的程度和方向中看出。

这种联盟不是一种有机的协议，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在严格的财产分配制基础上结成的联姻。

工业资产阶级能从这一临时妥协中获得相当的利益，足以对其同路人确立新的、有力的实力地位；一旦主宰了形势，他们可以在几年内使经济政策完全倒向工业家利益。

相反，1887年关税改革的基本精神之一（与先前自由贸易路线一样）是保护地主的政治一社会领地和霸权。

开始时，为增强地主阶级的力量、增加其收益而采取的农业保护主义似乎是为南方统治阶层走向国家统治地位开辟了道路，同时又把生产力发展冻结在以大地主利益为主的界限上；然而不到10年的工夫，这种现象已烟消云散。

1887年争取保护主义的战斗中，胜利者实际上是代表意大利新兴产业的人士，与1873年德国转向保护主义时的情况大致相同，其胜利者也是纺织工业和大钢铁工业的代表人物。

这不仅表现在地主阶层的让步，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反对以全面发展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前景，一直反对在国家干预下发展工业。

另外，保护主义本身也完全不足以弥补农村受危机打击所减少的收益，更不足以恢复农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一直保持的绝对优势地位。

反映农业生产总收入在意大利经济体系中占优势的土地税，19世纪90年代其绝对值或相对值都在逐步减少。

反之，由于土地税的部分减少，特别由于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体制中的分量日益增长，动产税在税收收入的结构中开始逐步占据重要地位：1896年几乎达到直接税的60%。

来自美国中西部大平原的粮食和畜牧业的竞争以及来自其他大陆的农产品进入市场，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地的土地收益，严重损害了地主阶层一直保持的经济一社会的优势地位。

意大利地主贵族及保守政治阶级的自信亦遭危机严重打击，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

亚奇尼农业调查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

支撑古老农业社会平衡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维持家庭所有制的能力。

小农不能或不愿采用最现代的耕作方式、缺少银行信贷以及日益依附于城市市场等等严重冲击着农家经营。

即使许多小农场具有应变和抵抗能力，但土地制度及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至少在巴达拿平原正以空前的速度加紧进行。

1897年8月，《新闻报》在比较1881年意大利北方各省大、中、小地主的数目后评论说："土地资源日益集中于大地主和大垦植公司之手，他们或购买位于其地产中间的小片土地或修筑大排水工程时兼并山河湖谷中的小农产业，使自己的地产扩大成片。

"金融投资以及典型的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亦被引入许多地区。

城乡关系有了初步的变化。

农村古老所有制的政治一社会基础——大量小农阶层以及各种各样的中间阶层和千差万别的生活水平——已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