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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干票大的（第1页）

三大电影节的起源，或多或少和冷战有关。

时间可以淡化很多东西，再加上媒体在西方手里。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媒体美化了，也能遮掩。

虽然夸张，但掌握媒体能修改很多记忆，甚至包括历史。

从13年来看，柏林电影节，实际控制者是电影节的最高管理机构。

由一个非营利组织“柏林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

运营，这个公司由德国联邦政府、柏林市政府和电影行业代表共同管理。

其最高决策机构为监事会。

监事会的核心成员包括代表德国政府的德国联邦文化媒体专员，代表柏林市政府的柏林市文化事务参议员，以及德国电影产业代表德国电影基金会负责人。

表面上的实际控制人，是艺术总监迪特·考斯里克，也是柏林电影节的核心策划者。

迪特·考斯里克，专业背景是社会学与政治学，曾在汉堡大学学习。

早期任职于德国电影与电视学院（DFFB），推动青年导演计划。

80年代起参与德国电影产业政策制定，曾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电影基金会负责人。

2001年接任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从2001年开始担任这一职位，已经干了12年。

任内扩大电影节规模，增设“新生代”

单元，并推动电影节进一步关注政治电影、社会议题。

强调电影节的政治性和社会批判性，常选映涉及难民、性别平等、全球化等议题的影片。

喜欢推动非西方国家的电影参与，例如关注中东、拉美和非洲电影。

电影是西方传媒机器的重要工具，而柏林电影节是电影“艺术”

评价中的一个环节。

能干12年，迪特·考斯里克也必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容器。

只是电影节过了初创阶段，早就形成了制度化，很多事藏在了水面之下。

2012年的金熊奖给了意大利电影《凯撒必须死》，讲的是一所意大利监狱中，重刑犯排练莎士比亚戏剧《尤利乌斯·凯撒》的故事。

以戏剧形式解构监狱现实，这一倾向表面上源于对艺术创新的支持，实际上是解构主义的直接应用。

《凯撒必须死》导演保罗·塔维亚尼和维托里奥·塔维亚尼兄弟，讲述创作理念：“我们希望电影放映后，观众会对自己或周围的人说……就算是重刑犯、终身囚徒，他们依然是人……”

人性论调。

用人性普世价值淡化罪犯的犯罪事实，《金陵十三钗》也好，包括中国一些导演，习惯性给坏人找人性，称之为“艺术”

，很大程度上叙事源头来自于此。

而这条叙事，一个是服务于现在，也就是淡化阶级、集体叙事，强化个体。

另一个服务于历史，有着西方特色的“通三统”

，用来规避前殖民时期的累累血债——罪犯也可能是好人，应该被原谅。

而对于非西方世界，考斯里克另有一套标准。

任内多次选映来自前殖民地国家，或探讨殖民历史的影片。

还是后殖民主义框架，以文化来为隐形殖民服务。

表面上从未明确以“后殖民主义理论”

作为策展框架，但……不言而喻。

2012年主竞赛单元影片，有印尼电影《动物园的明信片》、叙利亚战争背景的《毁灭》、身份认同土耳其电影《伤口》，还有来自于中国的《白鹿原》。

《白鹿原》不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