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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的记忆（第1页）

乡村学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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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天，乡村小镇荒凉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同样荒凉的脑袋，在瑟瑟秋风中，我们坐进了简陋而陈旧的教室，这是高中最后一年了，新上任的班主任于康水老师说：“谁不好好干，现在就给我滚回家！”

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我们这些“文革”

中成长起来的中学生除了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偷公社林场西瓜外，文化课基本上一窍不通，这笔账当然算在“四人帮”

头上，可“四人帮”

又不能代替我们考大学。

让我们这些游兵散勇以半文盲的实力在十个月考大学，没人相信。

所以高考对于我们来说，几乎就像一九五〇年逃到台湾的蒋委员长号召一帮残兵败将反攻大陆一样，不过是一种浪漫而不切实际的想象。

我希望毕业后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时候在乡下开拖拉机跟今天在城市里开“奔驰”

一样，充满了世俗的光荣和自豪。

然而，于老师当班主任，我们注定了要在“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意志下制造神话。

乡村教师奇缺，于康水老师承担起了我们文科班的语文、历史、地理三门课程，还要辅导政治。

我们考大学是从名词、动词、夏商周年代、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开始的。

这是初一和小学的内容。

刚刚批判“师道尊严”

还没三四年，于老师就又成了“师道尊严”

的代表，他瘦弱单薄的身体穿行在季节的风中，眼镜片后面是严厉而逼人的目光，同学们像老鼠面对猫一样面对着这位冷酷无情的班主任。

时间太紧，一切像救命一样刻不容缓，对于我们这群长年不学无术无法无天的学生，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没时间，也没效果。

于老师很干脆，对我们实行强化训练、强制学习、强迫守纪、强硬态度，有点类似于历史上特殊时期的戒严、军管。

晚上十一点睡觉，早上五点半起床，中午午休一小时，谁都不能有一分钟弹性和违规，我们每天学习在十六个小时以上。

那一年冬天雪很大，我们五点半起床后绕着松林跑步，然后在雪地里做操，于老师喊口令，身先士卒。

一天大雪纷飞的早晨，我们组有一个同学迟到一分钟，于老师罚我们全组的同学在教室外走廊里上早自习，一个半小时下来，冻得我们手脚冰凉骨缝透风。

这种“连坐”

的严厉惩罚并没有人敢反抗，因为我们组违反了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