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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何当共剪西窗烛（第1页）

§第六节何当共剪西窗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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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两本书，一本是《简·爱》，他翻译的；一本是《紫藤花园》，我创作的。

完成这两本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我们早已作了许多准备，可是我们一直缺少整段的操作时间。

我们的主职在学校，他是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教授，我承担中文专业的好几门课程。

我们的大半个身子都陷在论述性的文字之中，当作家和翻译家都是业余的。

眼看都快过了后中年时期了，我们终于痛下决心——一方面毅然搁置下手头的好几件大事要事，另一方面则很不情愿却又很主动积极地抑制和消淡去了老来相伴的依恋亲情，冷酷地实行了协议式的分居：先是租了一间小小过街楼，把我放逐了进去，一关半年，直至基本完成了我那长篇的初稿方罢；再是他挟了早已完成了一半的译稿出走，加入了作家协会组织的“冬令营”

，在一座山庙旁的诵经声和击钟声里为译文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

一年之中，我们分开了七八个月。

各自捧了自己的作品，相对凝望着又松了一圈的眼睑，又添了几道的皱纹，又染白了数茎的枯发，我俩禁不住又想起了那句诗来：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俩第一次合吟这两句名诗，是在25年前。

新婚不过一二十天，我们就要分离了。

他在上海工作，我却被分配到了黑龙江。

我必须马上去报到。

我已经因为这婚事而延宕了“毕业分配介绍信”

上所规定的准备期了。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时候管分配的人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依据的又是哪一条路数的政策，很存心地很不亏心地很以正义和道德的化身自居地，专干拆散姻缘和造成两地分居的事儿。

且不论我——因为当年留上海的名额毕竟少，就说我们班的一名男生吧，跟一位低我们两届的女生恋上了，大家都知道的。

到分配时，他给分到了四川，而她却偏让塞进了贵州省——那一年去四川的名额，其实并不紧俏。

这分飞的劳燕后来很忠贞地结了婚，后来又并非自觉地生了双胞胎。

分居给他们一家四口造成的艰难，是任谁都想象得出来的！

我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下着雨，我俩说着话，几乎说了一个通宵，并不是如今小说和电影里常见的难舍难分缠绵悲切——那时候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具体的个人，好像都不像现在这般多情细腻——更多的话题倒是互相的安慰、勉励和对日后前景的展望。

天快亮时，我们切实地意识到迫近了分离以及国定一年十二天探亲假的遥远，于是便与那位擅写离别之情的诗人以及他老先生的佳句产生了真正的共鸣：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八年后我们相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

屈指一算，老夫老妻八年中见面的日子，只不过几个月。

我们格外地珍爱自己的小家。

学校给我们的栖身之处是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房，原先是学生练琴用的。

我们很满足。

太小的面积容不下除了一床一桌之外的家具，我们就盘腿坐在**读和写，像东北炕上的老大娘似地。

吃饭的餐桌用两张方凳组接而成，尽管儿子几次让热汤烫了肚皮，但我们每顿都吃得有滋有味。

小小的暖巢，补偿着分离日子里损失的亲情。

可是我们又不甘于永远蜗居于这一小方温馨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