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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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天空是蓝的，阳光温暖而明亮，阳光下的人们开始穿西装打领带套喇叭裤留长头发戴宽边的太阳镜，飚车的小青年手里拎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大街上灌满了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歌声，人们在柔软而抒情的歌声中酝酿着压抑已久的欲望和野心，一个机会主义的时代正在向每个人走来。

许克己依然住在两间光线阴暗的平房里，目睹着墙壁和家具在漫长的雨季里发霉，王大兰说你不能找郑校长申请换一处大一点亮一点的房子吗，许克己缓慢地歪过头看了妻子一眼，说，“斯是陋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然后就继续批改作业，修正学生们在作业本上发音的错误，他认为发音的错误会使整个表达的意义被颠覆，正确的发音就是一种正确的思想。

煤球厂工人王大兰见许克己整天沉迷于教学和批改作业，对家里的事无动于衷，就经常叹气，有时候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说一句，“嫁给书呆子，真倒霉！”

刚刚恢复正式招生不久，师范学校教语音课的老师奇缺，在一个方言很重的地方教语音难度极大，方言顽固得就像一个死不改悔的敌人，你进它退，你退它进，卷舌不卷舌音混淆一起使许多学生仇恨自己的舌头为什么不会拐弯，一些学生抱怨爹妈，也有一些学生抱怨自己出生的不是地方。

许克己一个人带六个班普通话语音，每天拎着一个砖头一样的“三洋”

卡式录音机让学生们反复练，一个个过关，气急败坏的时候，他就会用文言文表达自己的恼羞成怒，学生们觉得许老师的文言文责骂很有诗意，所以也没多少人觉得痛苦。

许克己常常在“无可教也”

的恼怒中将自己也折腾得心力交瘁，但学生在省市普通话比赛中获奖，却又使他有一种自己重温旧梦的幸福，他想起当年自己在省里普通话比赛时获第一名的时候，中午在省政府招待所吃了一碗不花钱的红烧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就在他每天为师范学校学生普通话发音疲于奔命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事忘了。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评职称开始了，而许克己还只是一个中专学历，他的学生李保卫都已经拿到了电大大专文凭，一部分人还拿到了函授本科的文凭。

曾有人提醒过许克己是否拿一个文凭，但每周二十四节课的许克己说，“我现在连看报纸听广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拿学历呢。”

然而，评职称正式开始的时候，师范学校陆续分来了不少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短短几年的时间，许克己就成了全校学历最低的人。

年轻人当上了讲师，而有十几年教龄的许克己却只能评为助教。

许克己对助教一词非常反感，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评过三次全市的优秀教师了，怎么才是助理教师呢。

他找到郑红英校长，郑红英在她那间已经没有了领袖像和革命标语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许克己，他们坐在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下方的两张单人沙发上说话，这很有点像当年在许克己宿舍里保持距离聊天的场景，只是他们再也不聊学生时代的事情，也不聊聊关于笔记本的往事。

许克己掸了掸袖子上的粉笔灰说，“我不是来求你的，我只是问我一个正式教师，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助理教师了？”

郑红英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不经意地流露出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应有的姿势和腔调，她再也不是那个当年见到许克己就红着脸低着头的小女生了，她很平静地对许克已说，“我没有说你是来求我的。

助教是一种职称，而不是用来界定正式教师和助理教师区别的。

你的教学成就是全市公认的，但我们学校大学生太多了，你暂时委屈一两年，我已经报你评特批的讲师了。

不过，你最好还是参加一个大专函授的学习，我也在读省委党校的函授本科。”

许克己说，“我教六个班的课，哪里时间读函授大专？”

许克己本来不想读大专，但妻子王大兰开始在伙食上让许克己体验不读大专的危害性，最初家里是一个星期吃一次肉，自从许克己评为助教后，王大兰开始两个星期买一次肉，许克己筋疲力尽地从课堂上回家后，就让王大兰加餐买点肉，王大兰将一盆大白菜炒豆腐和一碟腌咸菜端到桌上，气呼呼地说，“连个讲师都评不上，哪有钱吃肉？你看看两个孩子瘦得像小鸡一样，人家小孩喝牛奶，我们家孩子连鸡蛋都吃不上，凭什么我们娘儿几个跟着你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