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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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2页）

端良说，“我必须离开那个让我精神被摧毁了的学校，校园内的每一条我们走过的路每天都在深刻地伤害着我。

整整五年，我的学问也荒废了，最后只得考公务员进了市政府。”

他抽了一口烟，“我以为我这辈子我会独身，因为在遇到你之前，每一个我接触的女孩都让我对他们的化妆产生坚决的怀疑，我的初恋女友就是从化妆开始她的背叛准备的。”

含影说，“我没有化妆的习惯，因为我整天都坐在办公室，也没有任何社会活动，确实也不需要化妆。”

端良说，“化妆使女人变得不真实，不真实的女人是不需要给予尊重的，化妆本来就是一种面具。”

端良坦率地承认爱上含影是因为她没有化妆，而且她的美丽确实不需要化妆，他感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最后一个淑女的话，那肯定就是含影，最起码是他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淑女。

端良说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世界的女人比男人更贪婪和欲壑难填，她们疯狂地改变着服饰和头发的颜色，她们永远缺少一件衣服，也永远缺少一个男人，“你改变了我，”

端良诚实地对含影说。

那一刻，含影的泪水在眼眶中转了几转，她忍住了，她不愿自己愧疚的泪水被端良理解成感动的情绪。

晚上，端良在离开含影的阳台时，已经是深夜了，这个城市许多爱情和情欲都在深夜里开放，警察也都下班了，欲望在城市里正倾巢出动。

含影在端良离开时，深情地望着端良，她看到了他被燃烧的欲望激励着，他扑过来，紧紧抱住含影，吻得双方满头大汗，她感到端良崩溃前的颤栗即将开始的失控，她想用她百倍的温柔来洗去他三十年的忧伤。

这时，端良突然放开了含影，他嗫嚅着说，“还是等拿了结婚证吧，那不只是一种仪式，而是一种尊严。”

说着转身就走了。

含影像一个正在手术的病人突然被抽走了麻药，她听到了刀片在切割着生肉的声音。

端良在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是市“十五”

规划的起草人之一，是市长办公会议的智囊团骨干成员，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形象朴实而有些土气青年人是市长的红人，他的能量就是在不动声色中足以制造一起城市地震。

有人喊他主任，有人喊他处长，还有人称他是专家，少数人叫他科长，端良似乎对形形色色的称呼毫不介意，一律应承，没有任何得意或不快的表情。

含影非常迷恋他的从容镇静和宠辱不惊的公众形象。

她也不知道端良在市政府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她不便问也不敢问。

不过平时言谈中端良经常说“这事与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

端良将一次开会的纪念品一块刻有澳门跨海大桥的回归纪念表送给了含影，含影将这块石英表放在她的枕头边，聆听着钟表的声音就像聆听着端良呼吸慢慢地进入梦乡。

后来，她花了两千多块钱给端良买来了一双“鳄鱼”

皮鞋和一个黑色的“鳄鱼”

皮包送给端良，端良感动得连声道谢，他请含影去城隍庙吃风味小吃，吃完饭回来的路上，含影问，“你为什么要穿那么旧的皮鞋，还有那个人造革包？”

端良说，“十二年前我父亲正在医院住院，家里已是山穷水尽，我考上了大学，父亲用他看病的钱为我买了这双皮鞋送给我，我还没有来得及穿上，父亲就去世了。”

含影说了声“对不起”

。

端良说，“你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工资了，你哪来那么多的钱？”

含影说，“父亲去世前将一生的积蓄都留给了我，他说要让我买一套房子。”

此后，只要是他们约会，端良总是夹着“鳄鱼”

皮包来与含影见面，他穿着含影买的“鳄鱼”

皮鞋正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地走向他们的婚姻，已是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里，农村的庄稼和城市的爱情应该是同时收割，粮食的味道和婚礼的旋律飘满了秋日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