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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写死（第3页）

在小说故事的时序上，正是一年工夫。

脚本过渡时间的长短，还不足以说明作家的投入程度，只有从小说篇幅上，约占曹雪芹所写八十回的四分之一，才能体念到大师的用心之重，关注之重。

托尔斯泰同样，在全书的第一卷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

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

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中的必然现象。

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虽然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仍旧是人们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

，这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多少写得暧昧。

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和盘托出，一点也无顾忌。

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而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

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及米哈伊罗夫娜的对财产的染指之心。

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江河湖海，总是会由水来沟通，大师与大师，大概由于心有灵犀的原因，也会不约而同相应的。

于是，不论是好死，还是坏死；不论是该死，还是不该死；不论是人生辉煌的结束，还是一辈子庸碌的终点；不论是过客匆匆的结束，还是恶贯满盈的下场，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死亡，都是作家笔下考量的着力点，也是作家才能表现的竞技场。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应该说，死不难写，但要写好，却也不易。

道理很简单，既然有千千万万的生，必然也就有千千万万的死。

想写得与人不雷同，不重复，不撞车，不蹈他人或自己的覆辙，那是很难的，而要在这个基础上能写出新意，翻出新声，别出蹊径，开创出前所未有的生面，那就是更难更难的事了。

在这里，西方文学名著中那些经典的死亡场面，总是让我们难以忘怀。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死；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死；

哈代的苔丝之死；

斯汤达的于连之死；

梅里美的《卡门》里，那位茨冈女子的死；

小仲马的《茶花女》中，那位交际花玛格丽特的死……

所有这些文学中的死亡，无不给中国读者带来灵魂上的极大震撼，和掩卷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的心。

尤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笔下的死，《巴黎圣母院》里那个极美丽女子和那个极丑陋男人的结局，更是有文学以来，将死亡写到极致地步的最精彩一笔。

雨果在此书卷首的序言中，语出惊人地讲他不久以前，在那座大教堂两幢钟塔之一的暗角里，注意到一处墙壁上，曾经有人在石头上，不知费多少时间和力气，大概是用手指，生生抠刻出来的希腊文单词：ΑΝΑΓΚΗ。

这些字母里所铭刻着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作者的同时，也打动了我们这些异国的读者。

然后，在全书结尾处，读到下面这个细节，绝对会倒抽一口冷气，浑身战栗，错愕万分，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在地窖里，人们发现了两具尸骨，一具把另一具抱得很紧。

一具尸骨是女的，紧抱着的那具尸骨是个男人。

人们想把他同他紧抱着的那具尸骨分开，他就倒下去化成了灰尘。

将死亡写到如此刻骨铭心的程度，真是令我们对大师手笔不胜讶异和万分钦佩，打心眼里向这位文学大师致敬。

然而，从鲁迅先生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至今快八十年了，很抱歉，类似的阅读惊奇，还真的没有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体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