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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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

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

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各个文明今后的路向。

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

精神基础的观点。

多年前我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感悟很深。

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刘璇：秋雨老师关于“种子”

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

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

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

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

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

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

，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

王安安：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

外国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

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

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

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

余秋雨：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

现象未必是本性的直接外化，不能牵强附会。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

因此，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中的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因为那是一种学术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