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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几乎成了一般文化人读解中国历史的基本门径。

权术、谋术、拉帮结派、造势炒作……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低层领悟，而且已经渗入很多人的骨髓。

直到今天，很多历史评论、文化演讲，包括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小说，都很少离开这个格局。

因此，我主张在学术上为法家正名，让它恢复作为一种古典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宏大内涵，但在民族记忆上，却应该淡化它，不要火上浇油，不要继续张扬。

丛治辰：秋雨老师曾经说过，文化太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应该对文化做减法，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的是精髓性的文化。

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应该继承孔孟学说的一些亮点，比如说：“忠”

“孝”

“仁”

“义”

“和平”

“浩然之气”

等。

余秋雨：如果缩小到只剩孔孟之道，又太单调了。

因为那毕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诸丛瑜：对不起，秋雨老师，您的观点和刚才发言同学的观点我都不能同意。

我认为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立场的观点。

普通民众的文化记忆的多少和内容都不是任何人可以为之选择和设定的，文化记忆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

在新闻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作选择性记忆，是说受众可能对新闻作选择性的记忆。

我认为对于文化记忆而言，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性记忆的过程，比如说，一个从小爱好军事的人，可能会对孔子、孟子没什么感觉，却会记住白起、王翦等人，一个喜欢水利的人则会记住郑国、李冰这样的名字。

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由许许多多的个性化记忆组成的谱系。

余秋雨：你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假设，以为全部文化资源都已经摊开在广大民众面前可供挑拣，其实不是这样。

一般民众由于教育和专业的局限，并不知道存在那么多资源。

因此你的无限个性化选择，很有可能是取消选择。

就像我们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选举领导人，如果没有候选人，便完全无法实行。

这里就出现了文化人的责任：为一个时代选择一个范围，并把选择的理由讨论清楚，然后才能让民众自由选择。

这个过程，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魏然：那么我推荐一个人，他在几千年前就发出了个人主义的微弱呼声，他就是杨朱。

我们中国一直是推崇集体主义的，他非常重视个人的价值。

余秋雨：遗憾的是，杨朱留下的资料太少，我们不能了解他系统的论述。

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一般认为是极端利己主义。

但我认为，他既然能在智者如云的时代成为一个思想流派，一定不会那么浅薄。

他可能会认为，“天下”

是一个空洞概念，因此也可能是一个虚假概念，而个体是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