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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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浑身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么去训导别人。

他要呈现的，是自己内心的全部苦恼、哀怨、分裂。

他没有雕塑般的坚硬，而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柔软。

他不认为世间有多少通用的哲理，只担忧杜鹃叫得太早，群芳谢得太快。

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听出来了，这么一个孤独人物的出现，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丛治辰：《诗经》作为中华先祖的歌吟，确实是一种集体话语，我觉得这可能与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早期文明长期活跃在黄河流域的旷野千里，那里适合于聚族而居、相邻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产却丰裕，适合满足个体生存，于是就容易产生个体化的诗。

秋雨老师，您也曾在一本书中说过，《诗经》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而屈原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

余秋雨：诗人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审美自立。

诗人的自立与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种自然环境的诱发，或者说，有一种天人之间的互动。

你说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而物产不乏，保障了精神上的个体生存，这说得不错。

我可能更看重他流放地的另一种环境，例如，树木幽深处的花开花落，奇山怪水处的似梦似幻，巫风浓郁处的神人对话，大江险峻处的生死抗衡……正是这一切，熏陶着他，塑造了他。

结果，像《诗经》那样的黄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

，也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悬崖独吟曲”

。

万小龙：说到这里，我想应该把“诗人”

放在一个更高的人生坐标上：并非只是一个写诗的人，而是一个在生命整体上充满诗人气质的人。

余秋雨：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诗化的人物，在屈原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至少我们没有看到。

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两种诗人。

一种就是你所说的只是“写诗的人”

，看到云，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写云、写水的诗句；另一种人则相反，他本身就是诗，比他写出来的诗更像诗。

他的思维、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一团让人痴迷的天籁。

他有点怪异，不擅长交际，大家都不愿意把太多的荣誉交给他。

结果，“诗人”

的桂冠，常常落到了第一种人，也就是“写诗的人”

头上。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起一件小事。

两年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在论述二十世纪的古体诗，还排出了名次。

有的以内容的重要性来排名，有的以作者的社会地位来排名。

我觉得不妥，便自己动手排了一至十名。

出乎很多学者的意料，我排列的中国二十世纪古体诗作者名次，第一位是郁达夫，第二位是苏曼殊，原因就在于他们在骨子里就是诗人，而不仅仅是“写诗的人”

。

我一排出来，很多深谙此道的研究者都点头了。

原来他们也知道其中深味，却没有胆量避开重要人物和重要话题。

其实，诗人就是诗人。

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有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