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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上次说到的几段故事，体现了司马迁的叙事功力。

但在整体上，《史记》是一种以第三人称“夹叙夹议”

的散文。

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

它有情节但不完整，有诗意但不押韵，有感叹但无结论——这还不是散文吗？

而且，最好的散文总是朴素的，他的文笔，像历史本身一样朴素。

当时司马迁身边充斥的是辞赋之风。

辞赋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总的来说有铺张、浮华之弊。

空洞的辞章如河水泛滥，又在音节、对偶、排比上严重雷同。

正是针对这种文字气氛，司马迁用朴素无华、灵活自如、摇曳生姿的正常语言写作，像一场浩**的清风席卷文坛。

但是，铺张、浮华的文风有一种代代再生的能力。

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重新呼唤朴素文风，才成气候。

在他们之后，这种呼唤还不得不一再响起，因为那个老毛病像一种间歇症一样一次次复辟。

直到今天，请听听上下左右那么多发言、报告、陈述，其中拥挤着多少套话、空话、大话，而且都那么朗朗上口、抑扬顿挫。

更麻烦的是，由于传染和诱导，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学性。

这可能与我们接受的语文教育有关。

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

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因为这种说法与我们老师的说法截然相反。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两个“老”

字间挣扎：是听“老师”

的，还是听“老舍”

的？最后我作了正确的选择，听老舍的。

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老舍主张“尽量不用成语”

呢？后来看书多了渐渐明白，成语是人们作一般表述时的通用拐杖，对高水准的文学表述者来说，它很可能变成“类型化”

障碍。

例如，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描写时间过程时几乎不会用“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白驹过隙”

之类的成语，因为那太偷懒了，除非是黑色幽默。

无论是成语还是定型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

，如果作家们不想放弃由自己直接来描写对象的权利和责任，就一定躲避。

同样的道理，现代生活中那些互相模仿的四字句现代骈体，听起来整齐而顺口，实际上却造成了接受上的惰性疲倦，又败坏了中国语文的生动风姿。

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感觉？

王牧笛：我对写作腔或者演讲腔也有一种强烈的负面感受。

比如那一届届的大学生辩论赛，双方辩手们说的话，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