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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比杜甫更接近这个境界。

费晟：艺术确实需要纯粹，但未必像李白那样面向自我的灵魂才能称为一种纯粹，其实杜甫面向现实也可达到一个纯粹的境界。

艺术不仅包含灵魂，也包含现实，包括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杜甫就体现出这种担当的意识。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才会给李白的追求创造一种旷达的、灵魂层面的自由，提供一种公共空间，他们俩是这样的一种互补关系。

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我们在杜甫的诗中看见了太多的疾苦，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摆脱束缚，所以才希望在李白的精神层面上肆无忌惮地豪放，因而我也更喜欢李白的诗。

裘小玉：我喜欢李白的诗歌，喜欢他的青春气息和丰富的想象力。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更喜欢杜甫。

因为他更关心民间疾苦，更关怀社会现实，更希望帮助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余秋雨：照理，审美争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审美没有是非。

但是，任何民族对于自己精神家园的最佳风景，总会有难分轩轾的徘徊和犹豫。

因此所谓审美争论其实不是争论，是同行者们充满享受的徘徊和犹豫。

请相信：一往情深是一种审美状态，徘徊和犹豫则是一种更富足的审美状态。

我们在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徘徊和犹豫，首先是因为那是一道巨大历史裂口两边的壮丽图纹。

这道裂口，就是发生在公元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

。

这道裂口，不仅把唐朝一折为二，而且也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折为二。

中国的历史分期，大多以改朝换代为界。

这当然是一种方便，但也是一种偷懒。

改朝换代未必改变社会性质，如果只看外相，还要现代的历史学家干什么？为此，我觉得陈寅恪先生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把发生在唐代中期的这一事件作为全部中国古代史的最重要分界，实在是看到了骨子里。

朝代还是唐代，皇家还是姓李，但一切都变了。

好像上天也要向人间强调这条分界，故意安排一个李白、一个杜甫来描绘分界。

他们是最重要的两个诗人，分别站在最重要的分界线两边。

两番“最重要”

，才互相匹配。

站在这条分界线前面的，是李白。

安史之乱之后他还写诗，但最重要的诗作已经完成。

而杜甫的光彩，则主要展现在安史之乱以后。

一个是充满欢乐的高歌挺进，一个是饱含诚恳的沉郁苍凉。

这两番神情，正是历史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