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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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在抑郁中死去的，那是一〇八六年四月，司马光下令厚葬。

没想到五个月以后，司马光也死了。

一对文化巨星、两个兄弟一般又仇敌一般的人，就差五个月，一起告别人世。

司马光死后八年，事情又翻过来，说司马光全错了，还要把他的尸体从棺材里边拉出来。

虽然后来没有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可还是写成批判碑文到处去宣讲。

写批判碑文的，就是那个本来支持司马光各种政治主张的小人蔡京。

于是司马光的这一派被叫作“元祐党人”

，成为了被清查的对象。

在元祐党人里有一个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儿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些文化巨匠虽然政治主张不一，但都是为了兴利除弊，挽救朝廷。

他们都没有能够阻止朝廷在战乱中日渐衰落，无可挽救。

在这个失败的大趋势中，又有一批杰出文人，用心灵感受了全部过程，留下了中华文化史上特别抢眼的英雄笔触和凄楚笔触。

他们就是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

对后世读者来说，吟诵这些人的作品，也组合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

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感受，随便说，谈印象。

欧阳霄：陆游最典型，一生企盼战斗，直到死前还写了一首《示儿》，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的名句，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兴复中华。

相比而言，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号醉翁，还能够迷醉于山水之间；而到了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运和政治命运已经没法分开。

陆游就只能做个放翁了。

我很想做一个专题研究，题为《从“醉翁”

到“放翁”

》，来扫描宋代文化人格的演变过程。

王牧笛：和陆游一样，辛弃疾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地抗金北伐。

二十一岁他就参加了抗金义军，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

到晚年，写下著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他一直渴望“沙场秋点兵”

。

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终于下诏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是喊着“杀贼、杀贼”

而死的，这一年是一二〇七年，距今八百余年。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向这样的文化义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