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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矿山编矿报（第1页）

我在矿山编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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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一个春日，我刚刚下班回来，一个瘦长个子的中年人就来找我。

矿上陪他来的同志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原矿务局党委宣传部的部长、现矿务局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的组长周友兴同志，他有事找你谈谈。”

“听说你在部队上写过不少东西，回到矿上后，又在《湖南日报》上整版整版地发表大块文章，是根很硬的笔杆子。

局里《涟邵矿工报》在文革开始不久停了，现在党的‘九大’就要召开了，局革委会也成立了，《矿工报》准备复刊，我是来请你出山的。”

听了老周的话，我一时没有作声，心里很矛盾。

坦率地说，做记者、当编辑，我是非常乐意的。

报纸，是我的学校。

我的文学幼芽，是在报纸上萌出的。

我是先写新闻故事，而后向文学挺进的。

但是，这场文化大扫**开始后，我有许多问题想不通，将自己几十公斤的书烧掉了，烧了一锅热水洗了一个澡，自我揶揄说：“洗澡不干了，”

发誓这一辈子再不和文字打交道。

从部队回到矿山不久，在军代表的再三动员下，我答应出来为他们筹备矿革委会的成立，革委会成立后，我即回机电队烧电焊。

于是，我为他们写了革委会的成立公告，写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写了……没想到，矿里这头还没有挣脱，局里又来“抓”

了。

我终究没有逃脱。

矿报复刊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我是复员军人，又是从基层上来的一个工人。

他们出于某种政治的考虑，要我来写报纸的复刊词。

我也没有推辞。

两千来字的复刊词，一挥而就。

头头们看了很满意。

党的九大开幕的那天，我们的矿报复刊了。

那时候，编报人的工作十分紧张。

每当两报一刊的社论一发表，每当红色电波传来最新指示，我们就要通宵达旦地工作。

年轻时，我的思维算是敏捷的。

一听完广播，一篇文章的框架就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

我伏到电话机旁，一边接各矿通讯员发来的情况，一边写这篇反映文章。

接完各矿的电话后，我的文章也就写成了。

且是写出一页纸，排字工人就拿一页纸去捡字。

天刚刚亮，各矿就开车来取我们矿报的“号外”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