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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没有道理的屠杀，莫过于杀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了。

朱元璋

此人是追随他最早的开国元勋，据《明史·李善长传》：他早在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说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时候，就同他一齐闹革命。

“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他劝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为目标，而应该目光放远。

是他使这位凤阳皇觉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

“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

那时，朱和李都在郭子兴属下，郭很赏识李善长，要他给自己出谋划策，他婉拒了。

始终追随朱元璋不变，表现出难得的忠诚，从此，一直成为朱元璋的智囊亲信。

“太祖得巢湖水师，善长力赞渡江。”

正因为这一步，朱元璋便有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打败方国珍、张士诚，最后打败元帝国。

由于他多年参与决策，为朱元璋立国，做出杰出贡献，所以，“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

说明他是一位绝对称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对大家宣布：“善长虽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一直担当后勤工作，保证粮草供应，稳定军心，巩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绩，和汉代的萧何一样值得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进封到大国的爵位！”

但是，李善长官至极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的韩信这句名言。

而且追随朱元璋大半辈子，竟不了解这位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其狡诈多疑，残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智虑畏慎”

之心。

一些恣意枉法的行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

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对所有的功臣都持怀疑态度。

于是，大开杀戒，连同蓝玉一案，杀了好几万无辜臣民，最后杀红了眼，脸一抹，连儿女亲家也不认了。

“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

要不是有这点金枝玉叶的庇荫，这一家就是满门抄斩了。

显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给朱元璋上书，为他平反。

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善长自己要谋反，还说得过去。

他已经位极人臣，再去策动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没有道理的。

纵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够给予他的一切，会超过陛下对他的宠遇吗？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是个动不动在朝廷上要杀人的君主，像这样责问他的一个虞部郎中，而且结论是冲着他的：“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

很奇怪，朱皇帝竟然隐忍不发，显然他也觉得这样卸磨杀驴，未免太过分了吧？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迟敬德遇到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

这位武将，当初，因为他是从隋军投降过来的，唐军上下对他极不信任，建议秦王李世民将他杀掉，以除后患。

李世民却很有远见，对他深信不疑，并且说，你愿意走，我资助你，你愿意留，我们是朋友，这实在把他感动了。

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猎中，恰遇王世充的几万兵马，亏了尉迟敬德枪挑单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围中的秦王。

如果说，这多少属于报恩的行动，那么，李世民能够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宫廷政变，尉迟敬德起了推进器的作用。

因为杀弟逼父，对李世民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一是考虑实力，二是考虑舆论，三是考虑亲情，故而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

这时，尉迟敬德给他做工作：“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