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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

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

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

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

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

。

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

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

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的名言。

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

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

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

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

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桓温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

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

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

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

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