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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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明初方孝孺被诛十族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报君了。

方孝孺

从此以后的中国人，为主义赴死者，有；为真理牺牲者，有；为情人割腕切脉者，有；甚至，为赌一个什么东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中，像方孝孺这样傻不唧唧地去为一个背时的皇帝献出老命者，是不会有的了。

不是士不肯为知己者死，从此狡猾，也不是以死来一报知己的价值观，从此绝迹，而是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已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还会有皇帝，而脑袋掉了却不会再长出一个来。

随后的士大夫，渐渐地聪明起来。

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则决不干了。

为争权夺位的统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会烫伤自家的爪子；而最后坐在龙椅上剥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会赐你几粒尝尝。

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卫者，有之，而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来一根绳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杀自己，如此这般的傻瓜，就不多见了。

虽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狱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凄风苦雨，如肉俎上，不怎么见好，但命运尽管不济，生命力倒是十分顽强。

就像东北地区那种叫做“死不了”

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气沉沉的枯木朽枝，只要稍沾一点水，就会透出一线生机，隔不数日，居然青枝绿叶，甚至还能开出一两朵小小的花来。

所以，对“士”

而言，即或是苟且地活，也要活下来，绝不去壮烈。

在狂飙突起、横扫一切的日子里，被批斗、被打倒、被喷气式、被关进牛棚、被踏上千万只脚的知识分子，若是按照古训“士可杀而不可辱”

的原则，死一千次都足够足够，但很少有人抱着王国维“义无再辱”

的精神去跳昆明湖。

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多近，没有一位教授学者权威泰斗，敢步观堂先生后尘的。

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士”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承认自己死有余辜，罪该万死，可以趴在地上磕头讨饶；祈求恩典，可以千遍万遍地深刻检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地一死了之。

有什么办法呢？软鸡蛋也是有它赖以保全的生存哲学。

在十年“文革”

（对我来讲，还得加上十年）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抱着这样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着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着别人死。

为这一天，为这一刻，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那段苟延残喘的历史，既不必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为本钱，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好像逮到了一个有把的烧饼，那可就是当真的犯贱了。

应该说，正是这种大家并未相约的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蝼蚁尚且贪生”

的本能，十年过后，统计下来，除一两位，两三位，实在熬不过来外，都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倒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兴风作浪者，恐怕始料未及地，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最后落一个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关的关的结果。

于是应了一句“笑到最后，才是真笑”

的法国谚语，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于是，只好让被修理者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