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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连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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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连有缘
人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历史,而人是历史的儿女。
这样看的话,一百岁的大连年轻得真如一个少年。
我不是大连人,却要吃力地划动回忆的木舟沿岁月之河溯流而上,去寻找大连的踪迹,因为我和大连有缘。
三十一年前我投笔从戎开始漫长军旅生活的第一个驻地就在大连附近,那是一九六八年,大连该是六十九岁,而我十九岁,我刚摘下红卫兵袖章。
那时大连不叫大连市,叫旅大市。
那时的街道和房屋都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那些有色彩有生气的东西几乎都是纸的大大小小的标语。
尽管如此,大连还是当时我去过的最为干净和秀美的城市,因为她在海边,她湿润,几十万人绕着她游行也不尘土飞扬。
那回我们住的是苏联红军驻扎时留下的平房,很简陋,但很结实,几十年了还堡垒似的。
记得那时大连多是两三层三四层的楼房,平房也不少,没有高楼大厦的印象。
还有,最应感谢大连的是,她让我第一次见到了海的模样。
遗憾的是第二年,我就带着对旅大的美好记忆随部队调防到北部防线了。
北部防地很苦,加上我们部队旅大地区入伍的官兵很多,他们常常说大连的美好,妻子或亲人也常常去看他们,所以我耳朵一直没离开大连的美好,嘴仍能常常吃到大连的香甜。
五年后,我参加全军在大连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得以第二次见到大连。
那次我到大连钢厂生活了十多天,还参观了高玉宝支“左”
所在的大连玻璃厂。
那时高玉宝是大连最著名的作家,他的名气也使大连增加了知名度。
我们买了《高玉宝》那本书先到家拜望了他,请他在我们带去的书上签名。
他不善言谈,像个很老实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只是一味地谦逊,表示向我们这些年轻作者学习等等,还执意留我们吃了饭。
当第二天他又到警备区招待所回访我们,和我握手时他说看你好面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这才发现他记忆力不太好了。
听说他还在写作,这样的记忆力写作该有多艰难啊!
这反倒鼓舞了我的写作信心:高玉宝这样的记忆力还在写名著,我们怕什么?那次学习班我真就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受到好评的小说。
这应该感谢大连。
除此而外,较深的印象就是街上的标语少了些,标语所贴附的房屋建筑并没有变化。
粉碎“四人帮”
结束“**”
以后,因为工作地点的变动,我得以越来越多地见到大连,逐渐便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印象:大连是出作家的城市。
有年到大连参加笔会,经市文联牵线,我们一下见到十多个很有知名度的大连作家:老一代的邵默夏、王正寅、张琳;新一代的达理、邓刚、宋学武、中夙、庞泽云、素素等等。
这些作家以前大多是读其作品未见其人。
见了面,受感染受影响的同时,我强烈地感受到,大连有适于作家茁壮生长的文化水土!
这在后来又一次到大连马上受到《海燕》编辑部邀请做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时得到更深的印证。
那次报告会是在一个很大的礼堂举行的,老、中、青都有,座无虚席,而且报告当中稍有出色的地方便能得到掌声的回报,这是我走过的所有城市从没遇到过的现象,既说明了大连的文学气氛浓,又表明了大连人的谦逊和热情。
这是大连人的美德。
这种谦逊热情的美德使大连飞快地进步,后来很快又涌现出高满堂、孙惠芬、常万生、王晓峰、车培晶等一批知名作家评论家,还吸引去一些外来作家有如黄瑞、津子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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