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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八一期（第4页）

后来学校领导严格要求考试纪律，大家也没当回事，又一科考试才傻了眼，教务处悄悄换了卷纸，我们私下从打字员那儿要来的纸已与新换的卷纸完全不一样了，现场打小抄也就打不成，不少同学就没能及格。

也有不听邪抄的，被抓住让领导找去谈话，还得补考。

有一次与我同屋的上海傅星赶巧在考试期间病了，住好长时间的医院，我们就借机吓唬老师说，不能再用严考摧残作家们了。

后来学校才不得不将监考松了下来。

我们当时的师生关系非常有趣，不少学生比有的老师年龄大，许多事是老师听学生的。

比如有个独身的男老师许多事都找我们学生讨主意。

他找对象好几次都没成功，后来又看上一人怕再成不了，就找我和邓刚帮忙说，你们都是正红的作家，哪天我把对象带到学校来，你们把自己的书送她一本，写上请她指正，叫她看看我的学生都这么有名。

我俩不仅照办，而且还创造性地写上送给他俩指正，让她感到自己的名字已经和我们小老师紧紧连在一起无法分开，黄不了。

这法果然奏效，老师的婚事终于成了。

我们和其他老师们关系也都不错，不存在毕业分配方面的功利目的，所以那种不错是极自然的。

我们每个学生还有学校给找的校外“导师”

，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老师更加尊重，因为他们都是颇有成就的著名作家。

我的导师是我非常崇敬的徐怀中，部队的文友都非常羡慕我分在了徐老师名下。

徐老师对我们五个部队学员都十分爱护和关照，他不仅对我们好，还效法文讲所创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且亲任主任，凝聚和培养了当时全军一批最活跃的青年作家。

我们文讲所的部队“五朵金花”

多次在他牵线下与军艺文友相切磋，获益匪浅。

每次我们结伴到他家去，从来不是去给他送礼，而是白吃他亲手为我们包的饺子。

我们跟鲁院的老师也大多是这样的关系，从不懂得给老师送礼物，而是白受老师招待。

同蹲厕所和集体对付老师的监考，以及帮老师成婚还有白受招待等等，就是文讲所和鲁院师生关系的写照。

当然，我们也有让老师伤心的时候，比如有次某大学一位老教授见有的同学穿拖鞋提水壶还叼着烟来上课，听讲时又不停地交头接耳，难过得流了泪。

这是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极大反差造成的。

据说这位老师到军艺讲课时，一进教室，人家是全体学员刷的一声站起来，加上齐刷刷一声老师好，然后再齐刷刷坐下，听讲时鸦雀无声，他被感动得流了泪。

我们“八一期”

实有在校时间是两年半，而经历的时间跨度却有三年多。

那三年多的日子虽然还发生过许多或美好、或沉重、或痛苦、或有趣，也有与龌龊沾了边儿但都难以忘怀的故事，但大家最重视的还是自己的学业。

而标志学业水平的则是自己每年交给学校的一篇作业。

记得我交的三篇作业是三部中篇小说《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黑土地》，分别发表在《解放军文艺》《青春》《昆仑》上，其中《船的陆地》被《小说选刊》和《作品与争鸣》转载，还被译介到国外。

漓江出版社把我们最后一期的作业编成上、下两卷集，命名《39种世界》出版，我编进去的就是《黑土地》。

我支离破碎忆起的这些事情都紧紧联系着同学和老师以及到校谈创作的作家们的名字。

这些名字杂乱无序排列起来的话，老师和作家应该有：丁玲、张光年、冯牧、王蒙、邓友梅、刘绍堂、姚雪垠、李德伦、刘再复、徐怀中、张炯、李清泉、徐刚、陈三三、刘小珊、张玉秋、毛宪文、杨觉、秦晴、井瑞、王祥、徐学清、陈小帆、陈凤楼……同学应该有，我们辽宁的邓刚，黑龙江的孙少山，吉林的杜保平，北京的甘铁生，陕西的梅绍静、王蓬，天津的伊蕾，解放军的朱苏进、乔良、简嘉、唐栋和我，江苏的赵本夫、储福金，广东的吕雷，云南的黄尧，河南的杨东明，四川的魏继新，广西的聂震宁，湖南的蔡测海、聂鑫森、叶之蓁、贺小彤，湖北的江天民、李叔德，浙江的郑九蝉、薛尔康，山西的张石山，山东的张玲、谢颐城，贵州的李发模，内蒙古的张廓、甘肃的张俊彪，宁夏的查舜，青海的程枫，上海的傅星，安徽的陈源斌……十六七年已经过去，这些同学大多已过或接近五十，知天命了，却还都在文学的田地里熬着心血流着汗水，鲜明地显示着与其他大学毕业生们的不同，即铁一样证明着，鲁院才真正是培养作家的地方。

她的真正在于，没有哪个学校能够像她那样给学员心灵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地心灵碰撞，自由地思想解放，自由地天马行空，自由地突破自己，自由地超越他人……而这自由又都被文学之绳紧紧拴系着。

2000年7月16日星期日草于沈阳·听雪书屋

原载《文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