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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枪声（第2页）

你有没有才华，合作品是看不清楚的，其中有太多推过揽功的空子，弄不好容易很狼狈，弄好了容易狼狈为奸。

像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共产党宣言》那样圆满而伟大的事极罕见，因为他们是全世界百年不遇的伟人，很难有谁能达到他们那样高的人生境界。

即便如此，马克思若不是与恩格斯还有经济方面的深厚友谊，也许就不会有这次合作了。

许多合作的署名，多数有一个坐车者。

之所以能推掉半个编剧也不当，还因为我已是文讲所的学员和中国作协会员了，受一群著名同学影响，有了维护自己尊严的强烈愿望和基本条件，我看透了自己只能干成写几篇不成熟小说的事儿。

电影再风光，那是导演和演员们用武的天地，一个半生不熟的小说作者万万不该钻到那里边去逞能，到头来落得个尴尬无趣。

话又得说回来，小说同行里也尽是令我自愧不如的高手，也没有我显摆的地方。

但世上又有几个不爱自己亲生儿女的呢？趁还有生育能力，再生几个小说儿子养着得了。

我的亲儿子《枪声》就是不顾高手如林而硬争生出来的。

当时军旅小说里已有了如雷贯耳的《射天狼》《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不少名篇了，尤其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题材的小说更为得宠。

而我并没有参战经历，也不是军人世家出身，却又离开学校门就进了军营大门。

天长日久的军营生活使我感到，官兵关系是军人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文学使命所必须关照的人的相互关系之一种。

小说主要是靠语言描写人的相互关系的艺术，那么，重视官兵关系的主题是符合军旅小说艺术规律的。

所谓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之分已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还是军旅小说的说法较为合理。

可是，当时，甚至延续到现在，一些军内外的评论家们仍以军事题材说法去评论军人生活的小说，战争题材之说就是军事题材之说的变种。

用这种说法去写军旅文学史，势必就把一大片不涉及战事的作品抛弃了。

这是不公平的。

而现代的官兵关系大多纠葛于日常生活当中，非战争的日常生活永远是一个现代军人的绝大部分生活内容。

军队建设的难唱曲儿也大多在天长日久的和平等待日子里艰难地唱着。

战争与和平的时间比例，战争永远是短暂的。

所以反映和平期间官兵关系的作品永远不该忽视。

基于此，我才在对越战争小说红极一时之后，安下心来写我关注的熟悉的日常官兵关系来。

官兵关系，或者更广泛的军人关系，也是和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都与全社会的发展节奏大致同步地微妙演变着。

我把多年的思考与积累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学大坐标上去定位思索，写成了这篇小说，所以才不仅与广大官兵而且与社会各阶层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共鸣。

对于我，这点成果来之不易。

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都与《解放军文艺》社有着直接关系，我的思考与积累与《解放军文艺》同步进行，我的这篇小说也是在《解放军文艺》社办的北京南口笔会上诞生的。

出于珍惜自己的心血维护自己的形象也出于私心，我才决心不当编剧而同意由电影厂随便找人去改编的。

小说好坏在那儿摆着，就那个样，电影弄得怎么样就没我的责任了。

八一厂找到我所在的沈阳军区文化部领导，决定由和我一个创作室的李英杰改编，因为他是电影《黑三角》的编剧。

他是个老实人，好人，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和他一起研究，他写完了也帮他看、改。

这期间虽然有别人拿出我感觉不比他差的改本来，我还是同意了拍李英杰的改本。

定稿时老李仍提出算合作，共同署名，我还是坚持只要原作权，甚至说也可以不标明根据我的小说改编。

当然后半句话不是诚心的，还含有一点其他意思。

那时一个电影剧本的稿酬只有四千元人民币，原作费（相当现在的买版权费，只有剧本稿酬的百分之二十）约七八百块钱，记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