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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的结局（第1页）

晴雯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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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不仅是中国文人相轻相整的顽疾，也是所有奴才相嫉相残的悲剧。

我记得还存在着“法租界”

和“公共租界”

时的旧上海，租界的行政当局，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以他们在非洲、印度等殖民地的一贯做法，来统治中国人的。

据老人讲，上海最早引进有轨电车，是分等级的。

洋人坐头等、中国人坐三等。

随后，中国的有产阶级多起来，也被允许坐进头等。

这种既带有种族歧视、更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是中国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阴霾记忆。

等我十几岁时读中学，四十年代，租界没了，可车厢上头等、三等的标志，依然不变。

但是，为什么没有二等？始终是个谜。

我求教一位老先生，他说，上海旧时，除了白种的外国人，还有印度人、安南人和黑人，他们次于洋人，高于国人，他们有资格在头等车的后面，或三等车的前面乘坐。

所以，西服革履者，中式长衫者，为头等车乘客，穿短打者，则为三等车乘客。

其间夹着这些洋人中的有色人种，是谓二等。

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希望有识者能够指点迷津。

上海之有租界，始自清同治年间，这样算来，乘车的不平等，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大概“适者生存”

，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积久成习，习以为常，也就逆来顺受，竟认作是一种必然的规矩。

好比在门窗紧闭、空气浑浊的屋子里关着，待久了，也就习惯了缺氧，适应了污秽一样，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认为这是岂有此理的规定。

都是纳税公民，都是花钱打票，为什么分三六九等？但中国人当顺民太久太久，中国人的忍受程度也太高太高，于是，上海的老百姓，乘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是长衫党，还是短打党，然后确定自己的位置，是上前边的车，还是上后边的车。

上海话里，还有专门奖励那种明白人、聪明人的褒语，叫“门槛精”

。

“门槛精”

的人，不吃亏，“门槛不精”

的人，就会吃“排头”

。

“排头”

是沪语，相当于“排揎”

，相当于“挨剋”

。

那些应该上三等车，却上来头等车的乘客，结果便是吃“排头”

。

好一点的，被人耻笑为“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