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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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问（第2页）

想再写出更好的作品，哪怕使出吃奶的劲，也上不去，就在于这种学养上的不足了。

而正是由于功底、内力、视野、悟性，种种学问上不很牢固的缺陷，对待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往往容易首鼠两端，摇摆不定。

倘非一味拒绝，盲目排外，便是五体投地，失去自我。

一方面有人，找出并非鲁迅先生的原话，什么“民族的，即世界的”

来安慰自己的小本经营，自得其乐；一方面也有人，粪土中国文化，作没出息的西崽状，生搬硬套，食洋不化。

汉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那种充满自信的汉唐胸怀，还是应该提倡的。

20世纪，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不小的作用。

反过来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这就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使命了。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的模仿和借鉴？

答：只有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任何一个作家，都在那条不断继承和持续进展的文学长河里，生生不已，继往开来。

生命有长短，成就有大小，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横空出世，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在鲁迅身上，找到魏晋文人的气质，也可以发现安特莱夫等旧俄作家的影响；你可以在胡适那里，观察到他桐城派治文的严谨，也不难看到培根、杜威等英国作家的风格。

50年代，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入作协章程。

法捷耶夫、西蒙诺夫，1949年就到中国传经送宝，我还曾听过他们的报告。

苏联文学译本，堆满新华书店，在中国，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竟成为干部必读。

有一次，我到前苏联，在列宁格勒（现在叫彼得堡），见到格拉宁，他们那里的大作家了。

谈及中国介绍苏联文学的努力时，他对我们将苏联其实很一般的作家、很一般的作品，也不遗余力地翻译过来，面露讶异之情，弄得我们几个中国人很难堪。

80年代，西风压倒东风，已故的，卡夫卡、福克纳、萨特；健在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又成了风起云涌之势。

在一些文学集会上，要是不口吐莲花，不“咸与维新”

，说出几个洋名词，如“魔幻”

、如“解构”

、如“文本”

、如“话语”

……就成了吃西餐不会使刀叉的土鳖了。

二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在模仿和借鉴上，应该说是成功的。

但也有饥不择食、囫囵吞枣者，有什么办法呢？名声的诱引，金钱的蛊惑，出版社的催生，耐不得寂寞的急躁，因而时不时地听说某人的某篇作品，太类似于外国哪篇作品，有生吞活剥之嫌。

甚至来不及改头换面，一些细节，一些语言，都来料加工，组装出厂，引起歧义。

我记得秦兆阳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某有关单位专门请他出来，对这些窃窃私语、一片叽叽喳喳之声，作过裁判。

但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这可不是做DNA亲子鉴定，一滴血便铁证如山。

文学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各一词，难以认同。

哪怕告上公堂，也议不出青红皂白的。

其实，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只是个时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