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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问（第3页）

自“五四”

运动起的中国文学，还未走完第一个百年，应该允许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个别作家出现这种与外国作家相似乃尔的雷同现象，一点也不必奇怪，谁写小说或者诗歌，不是像小学生练字，从描红模子开始的呢？

问：您在一些作品中，是否也借鉴外国小说的叙事手法？

答：我想这是必然的。

1957年我刚刚开始写作的那短篇小说《改选》，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受契诃夫那篇著名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的影响。

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到中国来，我陪同他和其他几位苏联作家去过南京上海广州，他有一个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认为，每个作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追求新锐和先锋的一个时期，如同小孩发麻疹一样，一生中总会有这么一次。

在文学创作的初期，这种迷恋于新的风气、新的潮流，是可以理解的正常行为。

1978年，我在写作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时，改变传统按时序进展故事情节的写法，而以所谓的“意识流”

组构这部作品，也是受到一些外国小说的启发。

但是，比之后来更年轻的同行，他们在借鉴西方手法上的勇气，我就差得很远了。

大概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他生存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

50年代起步的中国作家，受到十八九世纪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大，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更大，所以，这些作家作品中的社会主题，是与他们自身所形成的文学素质中社会分量过重分不开的。

指望带有这样基因的作家，飘逸起来，洒脱起来，性灵起来，恐怕也难。

一个作家，总是要在求新中打拼的。

平面的延长，可能在稿费上有所获益，当然，为稻粱谋，也不是不可为。

炒作一番，将自己多卖出好价钱，也不算怎么丢人。

即使写得略差一点，也不必难为情。

谁也没有规定，作家必须下一部作品，要超过上一部。

但是，文学创作的最大乐趣，还是在于尝试，在于尝试中的突破，哪怕是不成功的突破，也比守株待兔，死抱住一棵树吊死强。

因此，多读一些古人的书，多读一些洋人的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话是一点也没有错的。

问：中国作家中，常常有人因为作品被译成外文而高兴，甚至有人为了自己的作品能被翻译成西方文字而故意去迎合西方的趣味，把欧美读者当作自己的第一读者，您认为中国的这种“为翻译而写作”

的现象严重吗？

答：20世纪初，中国有一位在民国后还留着满清辫子的辜鸿铭老先生，他是以欧美读者当第一读者，写过一部《中国之精神》，介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其后，二战期间，林语堂先生也以欧美读者为第一读者，写过《京华烟云》小说，《吾土吾民》、《苏东坡传》等著作，把中国推介给西方。

能够阅读外文，是一个层次，能够用外文写作，又是一个层次。

当代中国作家，达第一层次者，寥若晨星；达第二层次者，凤毛麟角，因此，有求于国内的翻译家、国外的汉学家，向他们示好，甚至邀宠，是很正常的。

有一位老翻译家，当年真是门庭若市般地热闹过的，一天到晚，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现在，人太老了，酒也喝不动了，笔也搁下来了，好像登门造访者就大不如先的踊跃了，由此也可见到中国作家求译之心的急切，显然又寻求别的译家去了。

不过，翻译家和汉学家，能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推广到外部世界，总是“善莫大焉”

和值得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