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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文坛,靠谁?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见者一脚蹬了,未免过于薄情。
就如同当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时见编辑,点头哈腰,只敢在椅子上坐半只屁股;成名以后再见这位编辑,颐指气使,眼睛立刻就长到脑门上去了一样,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诗人,也太想不开。
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这也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了。
至于吗?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
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上升,不值当嘛!
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无论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拉这个打那个的。
“升沉不过一秋风”
,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这诗社又一次面临改组,接着,就该榭榛被那哥儿俩从诗社里“开”
了。
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
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
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
(《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
(《列朝诗选》),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的豁达和完全的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
中,王世贞外,就比较欣赏他了。
因为他的文学观点比李攀龙等其他人,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
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
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就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
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
,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
,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
,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
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
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
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
假如他一天到晚厮混在短裤党里、蓝领阶层,彼此彼此,也许无所谓了。
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文化精英圈内,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你可以用“布衣”
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
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变化,频繁匆促,甚至来不及一秋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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