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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第1页）

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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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说我是个孝子，我的父母却从没这样夸奖过我。

是父母对我的要求太严格了吗？不是。

原因是我的家庭从不把表扬放在桌面，孝心与关爱，都要默默地装在心底。

我是由母亲带大的。

我的母亲是农民，我的爸爸是干部，我的出身怎么会不好呢？“成分”

怎么会高呢？这源于我的爷爷。

我爷爷在天津的一家织袜厂当过老板，家里的一点儿土地雇用过几次民工。

我家因此被划定为富农成分，那时我因为出身，也被荒唐地划定在没有前途的圈子里了。

我出世的那些天，母亲抱着我，伤感地泪流：“这个孩子，怎么降生在这个家庭？长大了还有什么出息？”

我朝母亲哭闹着。

上学后，这个噩梦就一直困扰着我。

别的小朋友都戴上了红领巾，唯独我没有。

看着别的小朋友欢快地生活着、奔跑着，我心里埋藏着委屈，又生出对别人的羡慕。

“我生下来就比别人低一等啊！

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出身让我丢掉了欢乐，丢掉了前途！”

我心里诉说着、祈祷着。

躲进冰冷的小屋祈盼春天的温情。

母亲看出我想戴红领巾，就偷偷用红布给我缝制了一条，我放学回到家，母亲看着没有串门的村人，就偷偷给我戴上。

我戴上红领巾，对着镜子照着、瞧着，那份高兴啊！

母亲却偷偷抹眼泪，我看见母亲哭了，便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哇”

的一声哭出来。

母亲鼓励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学习。

往后在家里种田，也得用知识啊！”

无论母亲怎么劝说，我幼小的心灵还是被这个看不见的噩梦纠缠着，直到初中毕业那年，上级给我家落实了政策，我家被定为“下中农”

，我可以和其他小伙伴一样面对生活了。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分”

这个栏目彻底消失了，见鬼去了。

父亲在外地工作，我们很少见面，直到我们搬到唐坊小镇，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才渐渐多起来。

小时候，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母亲。

母亲在镇上当妇女干部，耕种着她和我的口粮田，还要干一项副业——用糨糊缝一种水泥袋，然后卖到工厂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