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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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望路（第6页）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儿，我算什么作家呀？

那天早上，我和朋友去送淀粉，我往车间里扛淀粉袋时脸都白了，只有眼睛和嘴是三个黑洞，挺吓人的。

那位经理想结交我这个“作家”

，满车间嚷嚷，哪位是关作家？我的朋友见我与工人一样满脸白粉，认了半天没认出来。

我又不好意思张嘴，车间里工人都瞅着。

后来退到楼道里洗了脸，我才敢见那位经理。

经理是个老头儿，从谈话中知道他比我读书多。

他说：“作家写书不易呀，你这淀粉质量差点儿，我还是按市场价并给你现金。

我喜欢交你这位青年作家！

往后好好写！”

我又惭愧又感激，又不敢说是写通俗小说的。

但我看出，老人喜欢的是那种有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这两件事，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创作，不能这么写下去了。

可是纯文学那么好搞吗？面对新的生活和严肃的文学，我表现出极大的陌生和惊异，甚至失去了与之对话的勇气和信心。

我困惑，我“乡间的月亮”

在头顶消失了。

后来我认识了北京老作家管桦，还有他的儿子鲍柯杨。

管老让我读些名著，让我真正深入生活，写有艺术品位的作品。

他儿子鲍柯杨很有思想，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思想家的理论，还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

我记得自己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

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

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

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1987年的秋天，我主动要求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一切重新开始。

1989年，对于我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儿。

我在痛苦困惑中选择。

故乡的一片海湾，叫黑沿子。

我主动要求到那里的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

有人风趣地称我是“下海”

了。

在村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植树，还管了一阵子计划生育。

能参与这些活动，应该感激河北文学院。

我于1992年加入文学院。

没有进文学院就没有这样自由和充足的时间。

省文联主抓文学院的领导铁凝、文学院负责人陈映实老师和老城兄对我深入生活和文学创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