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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家梦（第9页）

一九七九年，我的工作接连变动了两次。

五月，我从涟邵矿务局的《矿工报》社，调到《工人日报》驻湖南记者站当记者，十月，从《工人日报》调到《湖南日报》文艺部做副刊编辑。

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家一直安在涟邵矿务局，没有迁到省城来。

我到《工人日报》做记者不久，下工矿采访途中回到涟邵矿务局的家中。

这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夏夜，我和煤矿的工人、干部在坪地里歇凉，聊着天，一个辛酸的故事，流进了我的心里：一个煤矿里，有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顶职进矿，其妻改嫁给其弟。

不久，其弟也牺牲了……

这个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

当时，我真想去寻访寻访她。

但是，迫于去完成别的采访任务，我匆匆离开了矿务局。

几个月后，我又回矿采访，住在一个工区的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

她工作很负责，待人热情和气。

但是言语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

工区办公室秘书告诉我：她的丈夫因公牺牲两年多了。

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

每个月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节约一些钱送交公婆。

秘书随便说的几句话，却像烈酒一样使我醉心。

我感到全身都热辣辣起来。

我踱步到楼房的走廊栏杆前，举头眺望着沸腾的矿山：井架上天轮在飞转，电车道上矿车在奔驰。

我思想的轮子，也随着天轮在旋转，随着矿车在奔跑……

我们的煤矿，比起旧社会，生产条件大大地改善了。

然而，由于环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难免不发生。

社会上许多姑娘因此不愿嫁给矿工。

煤矿工人，长年累月劳动在矿井里，没有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

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从地层深处采来煤炭，给人们以阳光以外的温暖。

爱情，对这些为人们贡献着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是多么不公平呵！

一种对矿工的敬慕的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

我想写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写这些把爱情献给矿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

这时候，一些我平日里认为很平常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变了，就像是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陡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

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

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他，一九五八年进矿，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

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

二十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岁的时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

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

这，对一个年轻的女人来说，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