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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记（第2页）

文章发表以后，引起许多读了书的和没有读书的人的共鸣。

很短一段时间里，我收到了全国各地七八百封来信。

难忘的“3·15”

终于到了。

早早地，前来赶考的人就来到办公楼前等车了。

年龄最大的，要数《湖南文学》主编王以平。

再有几个月，他就年届六旬。

他编务工作十分繁忙，却仍然挤出时间来攻外语。

四路里搜集资料，四路里打听信息。

自己又无主见，先报英语；不知听谁说了句日语好学些，连忙又改报日语。

真是折腾苦了这位老同志。

他对我说：“我这是最后一站了，不赶不行呀！”

我深深地理解他。

下面有人在大声喊我，车就要开了。

这时，我仍在矛盾着，去，还是不去呢？

我终于下了楼，来到车子边，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我不想去了。

好心的朋友却为我腾出位置，硬是把我拖了进去。

我们的车子在二十三中的门前停下。

大家走下车来，门口一副醒目的对联迎接着我们，大意是如何如何考好外语，如何如何选拔人才。

表达了考场工作人员对我们良好的祝愿。

此刻，我的心里却只有苦笑。

前来应考的人员年龄十分悬殊，有白发苍苍的老翁，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

我们在教室的楼道口站了一会，监考的老师就来了。

广播里在广播考场纪律，气氛十分严肃。

监考的老师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同志，倒是显得亲切、慈祥。

开始查看考生的证件了。

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只带了一个准考证，而忘了带身份证。

我准备退出考场，坐在我后面的《小溪流》杂志的副主编李振威提醒我：“你看看身上还有其它证件没有？”

我摸了摸，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红纸片来。

一看，是参加一次重要会议的出席证。

上面没贴照片，能做依据吗？我没把它拿出来，只把准考证放在课桌上。

监考的另一位男教师过来查看证件了。

他看了看，没问话，便走过去了。

考卷发下来了，两张，一张是答卷，一张是考题。

我看了看，密密麻麻印着两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