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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怪策（第3页）

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

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

一个人能够如此打造环境，经营氛围，铺垫人气，放长线钓大鱼，做先声夺人的努力，没有相当智商，没有十分手腕，是难以办到的。

然而，这个人居然若无其事地吃下一盘子鱼饵，真是让人很难叠合起来看待。

1060年（嘉祐五年），王安石调到了中央，果然很当回事地在五月给皇帝上“万言书”

，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改变经济方针。

实际上，这一套思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赏识，而推行全国，在历史上称为“王安石变法”

的设想蓝本。

不知为什么，“万言书”

上去之后，仁宗没有反应，大家觉得他调来中央，必受重用，仁宗却没有后续动作，基本上将他晒在那儿，晾着他了。

其实，经过1045年（庆历四年）范仲淹的“新政”

试验，未果而终以后，宋仁宗对于任何改革都不感兴趣，不抱热情，三十多年太平皇帝做下来，求稳是第一位的，保命更是第一位的，这个本来就没什么力气和精神的皇帝，是绝对不想作为了；更何况仁宗对王安石印象不佳，王安石觉得很无趣，便借口家事，又请调回到金陵。

于是，有人纳闷，这对君臣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产生了什么龃龉。

其实，啥事也没有。

有人认为，他当着仁宗的面，吃了那一盘子鱼饵，估计让陛下觉得他这个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对这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的臣下，由最初的热烈期待变为疑虑不解，从此拉开距离，不再纳入他的视野中了。

谈到文人的“怪”

，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怪诞的背后没准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是说不一定的，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

因为他的抱负很大，他是想在富国强邦的政治领域里创功立业，他到中央来是对这位欣赏他的皇帝寄托希望，能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可实际并非如此，仁宗本来就没有什么锐志雄图，登上皇位太久，也懒得革新求变，王安石睹此无可作为的现状，也就不再积极，就吃这一盘子鱼饵让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对另外一个皇帝，又一点也不怪了。

宋朝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

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谔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

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

由此来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是不敢怪的。

因为，神宗对于他来讲，是属于必须绝对小心侍候的主子，他是将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个赌桌上了。

所以，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有时怪，有时不怪；需要时怪，不需要时不怪。

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名为《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

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

用一个“拗”

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

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