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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家张居正的代价（第6页）

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

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

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

《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

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

朱翊钧统治的48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10年，有声有色。

此后的38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

，“以至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

。

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

（《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7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17年，换五十相。

明末的这些不成器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25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

他的孙子朱由检，被努尔哈赤的后代逼到景山顶上，那棵在“文革”

期间锯断的歪脖子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把整个中国倒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

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

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

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便是他的永远的价值。

从张居正的实践中，我们知道：中国需要改革，如大旱之望云霓；中国可以改革，如春风之德草。

旧时的中国是这样，新兴的中国更是这样。

改革，是中国的希望。

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