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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的失足（第2页）

，以及随后的“复古派”

、“竟陵派”

、“公安派”

，已经是每况愈下的式微局面。

文学这东西，说来也怪，老是循着一条路走下去，不求新，不图变，必然会走到不可延续，也无法延续的死胡同里。

尤其是诗歌，最能呼应其所处时代，而发出回声反响，不论诗人如何洁净高雅脱俗，如何不食人间烟火，如何躲进象牙之塔，诗运与国运，文运与世运，总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联系。

说得直白一点，国强诗盛，时衰文敝，这是谁也无法违背的客观规律。

时下出现的“梨花体”

、“羊羔体”

、“咆哮体”

诗歌，与层出不穷的三聚氢氨、瘦肉精、染色馒头一样，都是近些年来太物质、太金钱、太低俗的社会风气下的产物。

所以，当朱由检被李自成团团围住，坐困愁城时，没出路的明代诗歌，要比最后上吊的这位皇帝，死得更早。

这也是钱谦益从唐、宋诗歌的规章法度（即《明史》所说的“矩矱”

一词）中，开拓出一条新路的原因。

作为明末遗民，他从心底里不会认同这个新的王朝，然而它生气勃勃、方兴未艾地横亘在他面前，躲不开也避不掉。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所开辟出来的这个新时尚、新风格、新气势、新思路的诗歌体系，既没有努尔哈赤的蛮夷色彩，也没有明末诗坛的僵尸气味，于是一人倡之，万人随之，诗人追从，诗坛认可，竟然形成大清王朝的一代风流。

领风气之先，就了不起；创时代潮流，那就更了不起。

没有大才华、大气度、大眼界、大成就，在文学界、诗歌界要想开天辟地，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这些年来，我就见识过许多已经上文学史，或即将上文学史的名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创造出一个文学世界，其实历史之无情，他们的话还没有落音，却都一个个跌进历史的垃圾桶，成为一去而不复返的过眼浮云。

钱谦益的伟大，就在于他即使相当不怎么样，仍在文学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清朝凌凤翔在钱谦益《初学集》序中谈到其诗歌之影响深远，之风靡所及，极尽赞美之能事：“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

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

凌凤翔是康熙时人，稍后于钱谦益的出版家或编辑家，政治倾向显然与钱谦益、屈大均等明末遗民心气相通，这也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异族统治下的反抗心态的共鸣。

他甚至把钱谦益抬高到“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不可测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

的程度，虽然心仪过度，难免渲染。

但事实上，作为文章国手的钱谦益，确也当之无愧。

不仅他这样高看，与钱谦益同时代的那些响当当的名家，也无不折服其诗，尊崇其文。

如陈子龙，誉他为“汉苑文章首”

；如顾炎武，推其为一代“宗主”

；如黄宗羲，认为他是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

。

至少在清朝乾隆时禁绝其著作前，他的诗篇、他的文字，一经脱手，不胫而走，天下翻刻，海内传行，此前此后的中国文坛上，还少有这样公认的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

当然，这是要撇开他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的人格，置而不论以后，方能得出的结论。

钱谦益（1582—1664），江苏常熟人。

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