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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清（第1页）

第七章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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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祯（1634—1711）　清朝诗人、文学家，新城（今山东桓台）人。

他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

擅长各体，尤工七绝，论诗创“神韵说”

。

亦精于金石书画。

清朝顺康年间，为江湖公认的文坛大腕王士祯，堪称完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条铁律：一个被帝王宠信有加的文人，必然会被老百姓鄙弃摒绝；反过来，一个被广大民众接受容纳的文人，必然会被当局视作异类，或者是将要铲除的异己分子。

王士祯所以能成为完人，就在于他既能吃住统治者，还能吃住被统治者，甚至包括被统治者中的反统治者也照吃不误，这等正反通吃的全天候功夫，可谓绝活。

康熙是何等精明人物，都被他玩得滴溜溜转，最后，哪怕惹恼了陛下，也能全身而退。

一直到康熙的孙子乾隆在位，已经死去多年的他，继续得到恩典，正名赐谥，优渥垂青。

这等超级吃功，你能不钦佩，你能不羡慕吗？说不定还会生出一丝嫉妒，因为无论你如何努力巴结上下左右，如何尽心周旋四面八方，下辈子，下下辈子，也达不到王世祯这一份堪称炉火纯青的圆熟。

自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过世以后，他就坐在钱谦益曾经坐过的文坛领袖的位置上，这大概是在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的事情。

王士祯年方而立，四首《秋柳》诗，拿了大奖，立马当上大清王朝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那还得了，顿时牛得一塌糊涂。

中国人喜欢一窝蜂，赶热闹，洑上水，随大流，而中国人之中的中国文人，更容易受植物神经支配，屁颠屁颠，人云亦云，起哄架秧子本领一等，遂有人提出“国朝之有士祯，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

，肉麻地吹捧他为大清文学的代表、鼎革时代的象征。

这当然属于过誉之词了。

他是了不起，不假，但也不曾了不起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自有文学评论这个行当以来，从古至今，执吹鼓手为业的这班英雄好汉，一直以抬轿子为己任。

虽说这是胎里带来的毛病，但却是人家的噉饭之道。

而中国文学的虚假繁荣，还真是得依赖他们的大嘴支撑市面。

所以，他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尽管时下宽带收费，但评论家的废话，从来是不收费的，所以既不必当真，更不必介意。

王士祯的文学成就，在清朝算是高的，拿到他朝去，遑论与宋之苏轼比，存有天渊之别，就连与明之高启比，也不能望其项背。

开个玩笑，若王士祯放到宋朝，未必能与苏东坡齐肩媲美；同样，高启要放到清朝，并让他多活几十年的话，恐怕就轮不到王士祯大出风头了。

但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文学评论家，非要抬举某位作家，非要鼓吹某部作品，嗜痂之癖，你也只有其奈他何了。

说到底，每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很难用一把尺子度出长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可能有一个刚性标准，量出高低。

某个时代，大师层出不穷，联袂而来，杰作石破天惊，如潮涌现；某个时代，文人零星寥落，意兴阑珊，作品浮光掠影，平庸一般。

譬如，在文化繁荣方面，清朝不如明朝，差异肯定是存在着的。

因此，近人钱钟书的《谈艺录》，对王士祯的八字评价“一鳞半爪，不是真龙”

，直指其弊，一针见血，还真是击中要害。

不过，要是钱先生早说四百多年的话，可能会招来极大不愉快。

因为王士祯周围，始终有一个无形的、然而相当活跃的人气集团，在烘云托月般地拥趸着他，最重要的是上有当朝皇帝罩着，遂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不仅仅是在舆论方面，足以施加影响；恐怕在行政方面，也有不可小觑的左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