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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拜托了（第2页）

所以在红学家久而久之的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将信将疑地认可脂砚斋与曹雪芹的联系。

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假设。

历史上有过久讹成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曾参老娘，一次不信，二次不信，第三次听得人说，她儿子杀了人，就当真了，吓得投杼逾墙而走。

这就是法西斯理论家希姆莱的“真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使人确信不疑。

脂砚斋就这样无凭无据地被坐实了。

在红学家久而久之的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将信将疑地认可脂砚斋与曹雪芹的联系。

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假设。

图为清朝孙温《红楼梦》绘本。

如果曹雪芹生前，真有这帮脂砚斋，或扬长于前，或尾随其后，或紧逼盯人，或长传短吊，那可真是他的梦魇了。

据说，胡适晚年，对其红学滥觞，也意兴阑珊。

而俞平伯，却有了最后的觉醒，发出振聋发聩的智慧之声，使人在红学研究的迷雾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

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这场“捧脂”

大戏中，俞平伯曾经为“第二号人物”

，嗣后的红学研究，无不缘起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50年代，在毛泽东发动的《红楼梦》批判运动中，对远走高飞的胡适，鞭长莫及，唯能缺席审判。

可西方人爱搞这名堂，而喜欢看戏的中国人则不习惯台上没有角儿的演出。

于是，恰巧在眼皮子底下的俞平伯，还梗着脖子不服，那好，拉将出来，替胡适出庭，站在被告席里，接受口诛笔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比较文明，声严色厉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动手打人，令被运动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见。

至少1957年打“右派”

时，虽说“右派”

是“打”

出来的，但我大会小会熬了过来，倒不曾挨打。

被唾弃者唾沫星子溅得我脸上开花是有的，被揭发者狗血喷头吓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义愤填膺者罚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老天的福，倒没人碰过我一指头。

到十年“文革”

期间，就完蛋了，说是“文革”

，其实倒是结结实实的“武”

革，真是“几度疑死恶狗村”

啊。

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里，一边高，一边低，就是那场“革命”

留在身体上的“胜利成果”

。

所以，我对“文革”

中的遭难者，便有“身受感同”

的共鸣。

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他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

，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

估计老先生在“武”

革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