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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拜托了（第4页）

。

曹雪芹没落，但并不堕落，他可以赊酒，但绝不揩油。

古人也有小人，曹雪芹还不至于是，就冲他一部原稿辗转借走传抄，弄得七零八落的这样轻信于朋友，可见他的“君子风”

，大于“小人气”

。

如果他有一位红袖添香夜著书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湘云，为他当家作主，不但借阅困难，传抄就更无可能，那么全书原璧留存后世，岂不使红学家无事可干、无文可写，等着下岗吗？

如果按红学家之见，脂砚斋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高参，那岂不是有点像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时，他和他周围作家那样的关系了吗？即或真的如此，别林斯基不会坐着驿车，从彼得堡赶往乌克兰，到果戈理的家乡大索罗庆采村，不识相地介入其写作过程之中。

但今天的红学家，偏要把脂砚斋一伙，装进面包车，拉到香山脚下的黄叶村（其实那也是一个红学伪作），与曹雪芹一起写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红学家，是有意识地回避，还是完全茫然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真正的作家，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的、私密化的，是容不得“第三只眼睛”

的。

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

按红学家的想象，曹雪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点评，曹雪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

这想法的形成，实属不可思议，但细想想，红学家也非凭空而来，是根据生活经验，是有所本的。

时下电视连续剧的编剧方式，不就是这样工厂化生产的嘛！

我的一位年轻文学朋友，被一个剧组从西安请来，住在丰台某机关招待所。

那五层楼全被剧组包了下来。

一楼是编故事的；二楼是写本子的；他在三楼，是写人物对话的；四楼还有一个车间，是将他的台词，再改写成京片子那种油嘴滑舌的土话，因为那是一出写老北京的电视剧。

我开玩笑地问他，五楼可有畸笏叟在。

他说，有人送稿件来，有人取稿件走。

上家是谁，下家是谁，都很懵懂，很有一点地下工作的劲头儿。

不过，有时候，已写好的某一集，又从一楼、二楼传上来，重新改过。

他说，也许五楼会有什么脂砚斋之类的权威，如导演、如老板，因为有时候能闻到雪茄和咖啡的香味。

在那里终审，自然有资格“命芹溪删去”

，这样楼下的他们就得返工。

听到这里，我为红学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

同时我也想到，香山黄叶村那里，在曹雪芹与脂砚斋中间穿针引线者，跑来跑去，脚都跑肿了的，当为史湘云莫属了。

幸好张爱玲考证出来，大观园里那些女孩子，实行满洲风俗，不缠足。

虽然这位最后孤独死在美国的女作家说：“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

但她并不特别反感“集体创作”

说，这令我纳闷。

后来，我终于悟到，她在美国新闻处打工的时候，也曾经当过写作机器的。

胡适、俞平伯则不然，“胡一号”

倡“自传说”

，认为小说的内容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某种联系，但从未断言字字有据、事事皆真，从未断言《红楼梦》即曹雪芹的家传，可当信史来看。

而创史湘云为脂砚斋说的“俞二号”

，也始终未敢大言不惭他这判断百分百的准确。

这两位，固然是红学家，其实更是文学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红学家可以想当然，文学家则懂得作家的写作，与照相馆里按快门的师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很难想象在黄叶村伏案疾书的曹雪芹，身边有脂砚斋这样一个小舰队的事实。

为什么当下的红学家会如此确信不疑呢？我认为，这不是红学家的错，除了以上这种电视剧工厂化生产的启发，多年以来文学中曾实行的抹杀个性的集体创作方式，也把红学家们迷惑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