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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风流龚自珍（第5页）

一方面，龚自珍那经国济世之雄心、革新变法之宏图、家学渊源之功底、倚马可待之才华，使她芳心暗许；另一方面，他那狂狷傲慢之放肆、负气自恃之浮名、招蜂惹蝶之非议、蒲博滥赌之恶声，也令她举步踟蹰。

但后来，她成了贝勒府里雍容华丽的贵夫人，他又成为她丈夫的下属，在那个宗法社会里，在那个清朝贵族的社交圈里，一切都必须在彬彬有礼、保持分寸、疏密有度、若即若离的状态下，进行着有间距的感情交流。

由于无法倾力相恋的遗憾，这包海棠花瓣，能不令我们这位多情的诗人抚今追昔吗？

龚自珍和顾太清这段“丁香花公案”

的爱情故事，因为涉及诗人最后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扬扬地热闹了好一阵。

既有曾朴的《孽海花》、冒鹤亭的《太清遗事诗》，言之凿凿；也有孟森的《心史丛刊》、苏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定庵出都，（因主禁鸦片）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

，别证其无。

但我宁肯相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说到的：“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

龚自珍“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

据此论点，观堂先生对男女情爱的正经、古板、道学、迂腐，姑置勿论。

但他认为龚自珍的诗中所写，并非向壁虚构，这个学者的断言，是值得采信的。

因此，他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写的《己亥杂诗》第209首，怎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呢？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

）

而随后不久，那一阙《桂殿秋》，更是若隐若现，欲盖弥彰：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龚自珍在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备受排挤，后来，能够到奕绘的宗人府，谋得一份俸禄，若无强有力的奥援，是很难得到的。

谁能说不是顾太清为其杭州同乡，并对丈夫施加影响的结果呢？这位有着满洲和蒙古血统又得到江南水土润养的女人，有其柔美温雅的一面，也有其奔放热烈的一面，她能毫无顾忌地说项，不怕风险地引荐，除了钟情，除了爱恋，找不到别的解释。

她对于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从此出入府中的龚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学魅力，以及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的**色彩，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

从顾太清的《落花集》《渔歌》等诗词作品来看，她其实是既懂得情更懂得爱的一个极风流、极妩媚的女人。

然而1838年（道光十八年），当贝勒奕绘的官衔被革掉，世袭被褫夺，在抑郁中去世以后，作为嫠妇的顾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况奕绘的正室和继承人合谋起来，为雪家门之诟辱，要将她和他置之死地，自然是势在必行的措施。

而仍沉迷在姑且认为是“柏拉图式”

爱情中的诗人，竟浑然不觉，还在为她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呜呼，诗人啊诗人！

你忘了《行路易》那首诗，忘了诗中所写的那些在四个方向的山头上，张牙舞爪的猛虎了。

也许，某个老虎在某个时期不吃人，但不等于它从此不再吃人，更不等于就此改变饮食习惯，开始吃斋茹素起来，这就是中国人常常天真得令人感到可怜又可笑的地方。

即使龚自珍比离他家不远的悯忠寺内的海棠花，还要纯净；顾太清比离贝勒府不远的太平湖畔的丁香花，还要明洁。

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非其族类的女人，她恋上了一个绝对被视作异端的叛逆男人，这种近乎十恶不赦的对传统、对体制的挑战，必然是要被斩尽杀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