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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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沉的担子（第2页）

饿了。

我当时没有在意。

第三天的晚饭，我又发现他吃饭时狼吞虎咽，饿得很厉害的样子。

我心里有点怀疑了：中午，他在学校里到底吃了饭没有？

“餐票买了吗？”

我问。

“买了。”

他回答得不自然。

“拿给我看看？”

他紧张地、装模做样地摸口袋，翻书包。

半天，没有掏出餐票来。

“不要再装模做样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出来吧。”

弟弟哭了。

原来，那天，他拿了钱和粮票以后，放在衬衣口袋里，就和几个同学游泳去了。

游泳回来后，衬衣口袋里的钱和粮票就不见了，不知被这几位同学中的哪一位偷去了。

他知道家里经济拮据，不敢作声，准备自己每天饿一餐中饭，慢慢地熬过去。

我爱人听说弟弟丢了5元钱，10斤粮票，心里很气，嘴里叨唠个没完没了。

我是一个性子很暴躁的人，尤其听不得别人叨念。

当时，正是晚饭后，我在宿舍前的那块小小的菜地里，给豆角藤插木棍棍，好让豆角藤顺着这些木棍棍往上爬。

爱人又站到菜地边来叨念了。

一时间，我心里一股气浪上来，拿着木棍，顺手朝她打了过去，正好打在她的手臂上。

她的手臂，顿时红肿起来。

我真急了，想跑过去帮她揉一揉伤口。

然而，碍于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面子，我没有这样做。

工会的女工委员会知道了这件事，说是我虐待妻子，要开我的批判会。

我们宣传部长，报社总编辑，都出面为我讲好话，说我工作如何如何好，说我们平日夫妻的感情又如何如何好。

这实在是偶然中的偶然……我爱人当然也不同意女工委员会这样做。

女工委员会终于谅解了我。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坚持着业余创作。

有时，调皮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或者掉到了污水沟里，弄得一身又湿又脏地回来。

爱人逮住孩子就打，孩子哇哇地叫。

这时，我就伏在那张三屉桌上写稿子……我常常诙谐地对朋友们说：“我大多数的作品里，留有孩子的哭声，爱人痛打孩子的棍子声……”

这也许是夸张了，也许并没有夸张。

在这样的年月里，我的一篇又一篇通讯、特写，在报纸上发表；我的一篇又一篇小说、散文，在刊物上登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也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偷偷动笔的……

我迎接着艰苦的生活，艰苦的生活迎接着我。

我从从容容地朝前走着，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