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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文人无行（第5页）

以自名家，怨陆贽李充，乃附裴延龄。

延龄表钩校京兆，妄费持吏甚急，而充等自无过，讫不能傅致以罪云。”

品质上的不可信。

如：“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为李益。”

精神上的不健全。

据说，他为了防止妻妾红杏出墙，每晚要在她们房屋四周和门口，洒上白粉，作为隔离带，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锢防范，简直成了变态狂。

所以，文人无行，在唐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太平广记》卷一八三引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

一直到宋代，秦观在《谢王学士书》中叹息：“每观今时偶变投隙之士，操数寸之管，书方尺之纸，无不拾取青紫为宗族荣耀，而己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

可见一时风气。

甚至诗坛的“初唐四杰”

，同时代的有识者对他们的品格和行为，也是不以为然的。

宋孔平仲《续世说·识览》中指出：“王、杨、卢、骆，谓之四杰。

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

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

’”

他认为表现较好的杨炯，也是一个“为政残酷”

的人，“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

又所居府第，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说到底，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浅薄文人。

裴行俭是一个政治家，不能算纯粹的文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来看待文人的。

“享爵禄”

当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终极目标，但是，作为一个作家，那应该是最有文化的。

作家的文化是表现在知识的丰富和做人的成熟这两个方面。

因此，切莫在知识上和行为上都不及格，为文，为人，对作家来讲，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否则的话，一个打折扣的“浮躁浅露”

的作家，总是会被人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