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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行简和他的大乐赋（第3页）

的娼妓身上，还可以依稀可睹。

当然，白行简也不能摆脱才子佳人历经磨难，最终团圆的模式，唐代传奇最流行的，就是这一套。

蒋防的《霍小玉传》与《李娃传》就大同小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文学所以叫作“潮流”

，那“百川归海”

之势，是有一种让处于潮流中的作家不能自拔的力量。

我们不亲身经历过的吗？一下子全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一下子又全部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不过，白行简到底是大家，《大乐赋》虽然写的是男女**之事，却文采斐然，比时下污秽肮脏、臭抹布式的性描写，不知高雅多少倍！

同样，他笔下的李娃，也写得不同凡响，爱情真，绝情狠，后悔时无以复加，豁出一切时坚决彻底，那性格也是呼之欲出的。

尤其在她把一个“殆非人状”

的男人重新铸就为人的过程中，那漂亮女性灵魂中的秦地气质，简直就是一个女中强人了。

虽然，白行简是中国性文学的祖师辈人物，但他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节制，这篇《李娃传》就干净得出奇。

可能作家写这篇传奇的时候，意不在此。

他刻画这个女性形象所寄托的，更看重于时下已很掉价的所谓“社会意识”

的。

与《霍小玉传》一样，是谴责当时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门阀制度的。

作家的“社会意识”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握笔人梦魇缠身的负担，要想摆脱，是谈何容易的事？

出身，一个非自己所能选择的符号，就决定了人的一生，岂止是唐代才有的事情呢？

有一次，我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位作家对现在有人还写什么“富农”

啊，“成份”

啊，表示了异议，认为与现实，与时代距离过远，有点可笑了。

但我想，第一，作家笔下的要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过时或不过时的说法吗？写得好，即或是过时的，哪怕三皇五帝，也是好作品；写得不好，即使是刚出笼的包子，不好吃，也还是不好吃。

第二，无论如何，对有切肤之痛的作家，一定要写他想写的东西，似乎不应加以责难，正如也不能要求无身同感受的作家，一定要他写不想写的东西一样，这是最起码的相互尊重。

文坛又不是上海的亭子间，多一个人便觉得拥挤的。

文坛大得很，有一点色彩，有一点变化，甚至旧瓶装新酒，或旧酒装新瓶，又有什么不好呢？对别人的作品，可以批评写得不好，但不能指责人家不该写，那就不免霸道了。

在生活里，一个人由于一种身分限制，因而落人悲惨境遇的感受，我当过右派分子，我是有体会的。

所以这种苦痛滋味，只有说给曾经佩带黄星标志的犹太人，在种族歧视下被视为三等公民的黑人，在婆罗门教种姓制度中的那些不可接触的阶层，更会产生回应的。

所以，白行简写李娃，其用心也正是对当时社会门阀婚姻制度的批判。

当她看到她的情人终于又将回到他所属的高门望族的阶层中去，她，这个出身卑贱的女人，要和他分手了。

“今之复于本躯，某不相负也。

愿以残年，归养老姥。

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

中外婚媾，无自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