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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太忙（第2页）

，带出什么样的“生”

。

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

，又对中国文化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欧、苏所在的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实际上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但在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前朝的盛唐气象。

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所谓“韩柳欧苏”

等等，这两朝是平分秋色的。

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一下子出现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局面，绝非阮籍登广武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

的只会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假繁荣，而是一个真正辉煌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文学高峰期。

十一世纪的中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尖的领衔人物了，“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

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二十九岁，则是十一世纪后期的文坛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

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

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发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

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

，苏轼这样的“生”

，也许未必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了。

所以，按旧时风习，“师”

之对于“生”

，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

之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知识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当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

，早已文声卓著，名震遐迩，可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

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

，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

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八十年代中，克芹还健在时，每年来北京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士光、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

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

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采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

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

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