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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拳百年祭（第1页）

义和拳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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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约在样板戏红火前，有过《红灯照》这样一出舞剧，不知为什么未能流传下来？可是舞台上手持红灯的义和团女战士，那亮丽英武形象，至今记忆犹新。

显然，编导的创意，是从毛主席诗“不爱红妆爱武装”

而来，着重表现红灯照的“飒爽英姿”

。

最慑人心魄的，莫过于她们缠在头上的红色绡巾，飘舞起来，颇似一团烈火，更增添了几分妩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腰围红带，头裹红帕，是义和团的革命性标志装束。

据《庚子拳变记日要录》载，1900年6月13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外匪蜂屯阜城门外，门官不敢放入，而内匪喧哗迎接，老团载澜饬令开城，当夜即焚烧西城教堂数处”

。

这一天，是义和团达到鼎盛的日子，也是迅速走向败亡的日子。

如果这些农民知道最终以头颅和鲜血，不过是维持西太后的统治而已，也许就不那么急切地要求进城了，而若不进城，不那么快变质，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那位管城的军官所以未敢开城，拿今天的话说，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按义和团的规定，统一着装，这说明革命形势发展得太快，一部分团勇甚至来不及配备红帕红带，或更多的也许本非义和团，只不过随着进城来看热闹的郊县乡民，哪里想到找一块红布裹在头上。

载澜是满清宗室中支持义和团的铁杆分子，最后被充军到新疆终身监禁。

当时他之所以敢让门官掏钥匙开门，因为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要依靠义和团了。

从这一天起，京城内外，成了红色头帕飘扬的世界。

大凡革命潮流狂飙突起的时候，总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既有自觉的、真正的、诚心诚意的革命者，也有被裹胁的、随大流的、起哄架秧子的，乘机捞一把的革命者，更有实质上的伪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者，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用一种标志性的装束，以区别于老百姓和敌对阵营，便十分必要。

汉末的张角起义，所以被官方称之为“黄巾贼”

，就因为他们头披黄布；清末的太平天国，所以被老百姓称之为“长毛”

，就因为他们都留长发。

外国也如此，当然这是比较反面的例子；美国三K党进行残害黑人的罪恶活动时，也穿起那白色的蒙头白袍；希特勒在慕尼黑小酒吧喝得醉醺醺地要成立纳粹党时，党员一律穿咖啡式外套，于是也被称作“褐衫党”

。

这倒是推销积压商品的好机会，一百年前，义和团的“或腰红带，或蒙红巾”

，肯定会将前门外八大祥店里的红布红绸，抢售一罄。

二十年前，“无产阶级**”

波澜壮阔，红卫兵，兵必一箍；造反派，派必一旗，商店里的红布也曾供不应求过的，自然也是这种风气流传或影响所及了。

中国人之大呼窿，一窝蜂，也真是厉害，有一阵子，泡红茶菌，商店里买不到大口瓶罐；有一阵子，注公鸡血，菜市场里连鸡毛都不见；全国每天有七千万人练气功，这都应该申请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那时，我在一座边远的小县城劳动改造，不但红布脱销，因为写大字报，最后连墨汁、毛笔、纸张也紧俏得不得了，不得不开上大卡车，到省城去采购。

凡狂飙突起之日，也必是浪漫主义风行之时，学生可以不上学，工人可以不上班，大串连可以免费坐火车，足那么一逛，到哪儿都可以像和尚挂单一样，吃饭免费，住房免费，这等便宜事，天底下到哪里去找。

这种革命的浪漫，在李自成进北京城后，也曾出现过的，他答应他的战士进城以后，天天过年，顿顿饺子，于是，整个北京城在剁馅，在擀皮，真正体现“迎闯王，不纳粮”

的节日般的快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也达到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的境界，那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有精神，二有时间，三有公家大把大把的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