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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椅之类（第3页）

几年前，一所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突发奇想，生出一份争交椅的好兴致，要重新给现当代中国作家排座次。

这本是一件见怪不怪，其怪自灭的事。

但好事之徒甚多，无聊小报不少，于是沸沸扬扬，一时间里，成为文坛的花边新闻。

其实，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先生，一巴掌被这位教授从第四位打落下来，而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则被推崇到这把交椅上，纯系个人见解。

他愿意这样看，有人愿意这样听，都无伤大雅。

正如那位与阿Q先生谊属同乡的老通宝先生（这大概是中国新文学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了），不相信洋蚕种，非相信土蚕种一样；也如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那位拖辫子的辜鸿铭教授，爱闻女人裹脚布的味道一样，属于嗜痂之癖，不必太当真的。

紧跟着，另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连忙呼应，下聘书请金大侠任该校教授。

可见中国人的交椅情结之重，名次观念之深，因为哪怕随便上个主席台，吃酒席，集体照相，也得把座位前后左右，斟酌备至，商量再三。

金庸先生的行情忽然见好如此，以致堂堂学府，慌不迭地奉上教授桂冠，某学术性出版社连忙出全集凑趣，这倒变得有些可乐了。

甚至还有一位先生声言，谁要不读金先生的著作，便是神经病云云。

听了这种说法之后，联想李逵先生，在忠义堂上挽胳膊，捋袖子，为保卫交椅而大放厥词：“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

话说得如此豁边，也算是古今同音了。

上尊下卑，长幼有序，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一部分。

而纲常就是对付像老通宝这种永远在压迫的最底层的老实农民的，祖先当了长毛，还得逃回来当地主的奴隶。

至于流氓无产者阿Q，就洒脱多了，如果他革命成功，不但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在赵庄领导人中间，说不定还会有他一把交椅呢！

所以，这种排座次行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农民最乐意干的事情。

由于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谁不比谁多一块，但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只有经过造反，起义，失败，成功，转战，流亡，内哄，互斗以后，才逐渐形成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

于是，权力的分配就体现在排交椅的座次上了。

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谁坐头把交椅，谁坐二把交椅，甚至火并，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绿林气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骨髓，即使文化人，好像也难能免俗。

外国人好像不怎么讲究这方面的学问。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里，刻有几个类似中国乐山大佛的总统头像。

这事倘若放在我们这里来做，从立项开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开多少次会，拟出多少方案：刻谁，不刻谁；先刻谁，后刻谁；谁在谁的前头，谁在谁的后面，不知要费多少周章。

在美国刻这几个总统头像，其中虽因经费和二战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人家好几十个死去的和仍健在的总统，就选了这几个刻了，也没有因此定出这几位是一级总统，剩下的便是二级总统这一说。

座位感或第几把交椅感，没有我们这里强烈，刻在那儿的是总统，没有刻在那儿的，也仍旧是美国人尊敬的总统，甚至“水门事件”

被弹劾下台的尼克松，死后的哀荣，不也照样庄严肃穆？

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这里，将作家评为一至四级。

每当外国同行拿到中国作家递过去的印有几级作家的名片时，常露出一丝惶惑的面色。

于是，要费许多口舌，拐弯抹角带比划，人家才明白何以这样定级，然后点头表示理解。

因为在外国同行心目中，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特别是精神产品，是无法掂斤拨两地加以计量的。

所以，茅盾从第四位跌落多少位以后，金庸从多少位以后上涨到第四位，这种碧落黄泉的升降排位，说句不好听的话，也是闲得无聊，没有麻将好打时的余兴罢了。

这种在文学界，谁老大，谁老二，谁是三类苗；谁是经典，谁不是经典；谁上排行榜，谁不上排行榜；谁的作品已经不朽，谁的作品不能传世，诸如此类分等编级，上下其位的事情，便绝对是中国特色的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