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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朱向前论（第4页）

朱向前的转入批评，无疑有寻找在文化转型期所应有的理性姿态的意思。

他把相对能够独立的军旅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寻找。

综观朱向前的全部批评，感受最强烈的有两个点：一是对地域性文化背景的细微勾勒，（1994年以前，他的大部分重要文章都是针对军旅文学相关问题的发言。

这些文章涉及军队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社会背景、军队的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兵员组成板块结构发生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军旅生活的主旋律以及其变奏等诸多方面。

对这些问题的阐释都力图在文化这个层面上展开。

）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批评的深度；二是对作家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的特别重视，（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阐述军旅两类青年作家的异同，并“寻找合点”

，这是朱向前进入文学的独特角度。

从这个角度进入，最易接近作家的深层文化背景，加上个人经历的参照，便可以照亮某个作家个体对文化基点寻找的详尽过程。

朱向前对朱苏进的详尽剖析，可作参证。

）这一点为他的批评带来了个性。

朱向前对批评的文化视角自觉，有一个循序渐进、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他说：“最初引起我对农民军人关注的不是农民军人形象本身，也不是所谓农民军人的主题，而是农民军人作家，以李存葆、莫言为代表的这一个作家群，和以朱苏进、乔良为代表的另一个作家群之间的异同，诱发了我的兴趣，但比较研究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切入到了中国军人心理基础——农民心理、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农业文化等这样一些较深层面的课题，并从此确立了我以乡土中国和农民性作为观测与考察当代中国军人和军旅文学的重要理论视角。”

1988年，朱向前在谈到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局限时，就从文化的角度指出：“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农民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突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光圈。

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的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作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捧。

这样就不仅局限了他们笔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写天地，而且还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减损了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及至真实性。”

“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

因此，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如果不能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判的扬弃。

也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

基于对两类作家局限性的认识，朱向前提出了在中国农民的心理基础上，寻找双方互补结构的思想，并明确指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鉴明优劣，在今天心理嬗变、观念演变和意识更新的大潮中，对其做出深层性的开拓和建设性的扬弃。”

经过长达六年的追踪研究，朱向前对中国军人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很见一些理论深度的判断：“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本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刺’与飞跃。

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

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

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

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要以改造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

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或‘作风改造’，而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对农民文化或农民性的根本改造。

——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出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

。

在此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朱向前又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军人”

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并为如何塑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民军人”

形象，提出了操作意义上的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