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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爽居闲话昆仑近期小说漫谈（第2页）

这无疑要在他们的创作中打上鲜明的烙印，如果他们的人生道路或者推广至理想和信念没有重大的变故和致命的打击，他们要引吭高歌，爱憎溢于言表。

主旋律常是鲜明的，甚至简洁到了一种归纳总结的条文。

作为文学的认识和教化作用，他们无疑是有过上乘表演的，但却没有了和声，无法奢望那种文学艺术所必有的交响效果。

这是战胜者狂欢的号角声。

“文革”

期间，军队相比较就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新时期文学开始的几年，军队作家的思维仍是第一代作家的模式实属必然。

自《西线轶事》开始，军队作家的思维方式开始有了变化，这个变化的契机自然是全国范围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动。

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具备了一种较为全面地证实历史事件的心理特征，加上他们都在“文革”

期间经历了信念的毁灭，反思与思辨无疑在其创作中起主导作用。

一方面，他们因有机会认识了孤岛台湾文学的面貌，便顿悟出白先勇、余光中等人的凄恻、愤懑，个性色彩的产生并非空中楼阁，迂回听到了几声几十年前大事件的一些混响。

另一方面，他们匆忙地接待了西方的现代文学遗产，被动地接受了商品经济的剧烈冲击，因落伍而产生的忧患就入了骨髓而不能自拔了。

这就是前几年支撑军事文学的第二代作家。

他们大都于共和国诞生前后出生，像第一代作家一样，对祖国和军队怀有深深的情感，自觉地担负着一种责任和具有共性特征的义务。

虽然他们多数人的思维也是多向的，但经历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已很难更换，便是改变，也只是不伤根基的修缮，其人为的力量不可能使他们达到艺术所必须的中庸。

他们的恨，完全建立于爱之过甚之上，属于对屈原的单项选择。

他们的作品也都承载着不堪负重的共性的理念，不管在思辨中运用了多少智慧，最终常常是一种非常明晰的价值判断。

《昆仑》创刊以来，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作家群。

阎连科、庞天舒等人，其介入社会的着眼点，完全迥异于第一、二代军队作家。

他们的出发点是张扬个性，然后才是其他。

四五年前莫言是被视为奇才或者说是怪胎加以接受的，批评家大都没能对他的军人特征加以考虑，那时候军队第二代作家正处一种喷薄期，把他作为一种例外在所难免。

现在则不同了，一个刊物必须要正视作家阵营的这种变化，必须接受没能产生伟大作家时期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这里必须指出，因为做编辑工作的相对稳定性，现阶段期刊的中坚，与共和国也是同龄人。

就军队刊物而言，编辑大都是军队第二代作家中的一个分子，第二代作家的优势和弱点的集大成者。

在一代作家创作的活跃时期，以这种作家型编辑创办的期刊，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但如果到了衰退期，编辑还是那么怀旧，还是那么一往情深，必然要导致刊物的自然消亡。

年余来，整个中国文学的退步，除了作家、批评家的因素之外，编辑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

这也是我们看重《昆仑》近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

《昆仑》对作家结构变化的自然顺应，不同于几年前某些刊物对一些新潮人物的无节制地加冕，那种做法是很容易发生伤仲永的悲剧的。

它非常谨慎，几乎还是在试验的阶段。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无疑为刊物走出低谷，提供了一条路径。

二

现在我们回答阎连科、庞天舒、李小渭等人的几篇小说需不需要做这般的长篇大论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把几年前的莫言现象作为一个参照。

不管莫言在沉寂之后会有什么表演，那一段历史必须尊重。

莫言在军队作家中，是一个早熟的例外。

他像阎连科等人一样，出生在1960年前后。

他活跃于文坛的时候，阎连科等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