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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的文学与现实（第7页）

以来，（更主要的是五四文学）文学始终致力于唤醒民众。

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唤醒是一艰难的劳作，是一韧性的战斗。

那时的“狂人”

就预示出了这一点。

他病好以后，去做“候补”

了。

只有狂人才是清醒的，才敢大胆地反抗，喊出礼教吃人，救救孩子。

而一清醒，便又亲身去做迫害者了。

事实也如此。

30年代的祥子，仍在麻木之中。

就是到了80年代，孟莲莲（《银杏树》）们不仍在沉睡吗？虽然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变化，但由于生产力长期低下，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伦理、道德，甚至心理都无太大的变更。

五十年过去了……若不是近几年中国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的（吃过）变化，这种所谓的唤醒，仍是空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文学才有可能对五四文学进行超越；才有可能把现代意识，西方的文化渗入民族文化的土壤。

只把眼睛盯住农民身上还残存的愚昧，只去寻觅那种原始的、野性的氛围，这不过是寻找刺激，给当代文学掺入一把味精。

需要的是：把中国农民的命运放在过去、现在、将来这条流动的河里去考察，不回避往日的悲哀，不笑话今日的艰辛，更要相信未来的发展。

不去掩饰他们的愚昧、原始，更要挖掘出他们身上勤劳、善良、乐天知命的超脱、百折不挠的进取这些真正的根性。

在表现形式上，新文学要注意到我们民族文化结构的金字塔形状。

作家如果仍旧沉醉于自己作品的阳春白雪氛围，就很难创造出《红楼梦》那样雅俗共赏的巨著。

这个金字塔，迫使我们更要注重传统，更要侧重于纵向的吸收。

纯文学在对通俗文学泛滥痛心疾首的同时，不也应该向他们学点什么吗？横向的移植必不可少，西方文化毕竟有我们古文化所不及的地方。

但这种移植又必须有个中和。

因为在自然界里，任何一个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黑暗到光明，从寒冷到炎热的突然过渡，都会令人感到刺耳。

文学的这种多极化现象的出现，对于国人热切企盼的文学的辉煌时刻，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

初春来了，坚冰已经打破，虽然离收获的秋季尚遥远，但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生机。

回顾历史，我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备受后人羡慕的先秦学术界，它的繁荣，不单单因为儒、道两家思想的空前活跃，还因为它容许了“白马非马”

学说的存在。

唐代诗歌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原因是那里面有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李长吉之瑰诡浓彩，李义山之艰涩含蓄，白香山的甜俗气，韩退之的君子风，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里的悠悠牧歌，高适、岑参马背疆场上的悲壮长调。

正如古人所评：“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当代文坛上那些勇于探索的勇士们，不要胆怯害羞，更不要泄气逃脱。

十亿人民在期待着。

1986.12于四川大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