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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会过时（第1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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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近些年的中国文学，在创作环节、批评环节、传播接受环节，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创作在追求无限的自由的过程中，严重脱离了生活和群众；批评在诸多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变成了圈子内捧场棒杀式的文字游戏；传播接受在无是非的随意选择中，走向了混乱无序。

这是中国文学界整体面临的重大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需要认真加以分析。

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这些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文学中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大有关系。

记得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谙熟新时文学发展轨迹的人都清楚，近三十年来，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现象学哲学、生命哲学、结构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哲学、新历史主义哲学、文化决定论、文明冲突论、第三世界文化论、后殖民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出现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和以这些哲学流派的主要观念为基础的西方文艺理论思潮，都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甚至还有些有着鲜明政治主张的“告别革命论”

“新帝国论”

“历史终结论”

，也直接影响了某些中国作家、批评家的创作和批评。

向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学习，自然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这种学习，我们也不可能从西方寻找到马克思主义。

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是有主导思想之后的学习和借鉴。

中国文学的主导思想，必须是，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回顾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文学界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我们却只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学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几乎和马克思主义平起平坐了。

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部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创作的作品，在文学圈内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及用什么解构主义理论指导创作的作品所受到的关注。

还有一个怪现象需要指出：在西方，马克思已被公认为是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对人类产生最大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却鲜有了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评析同时代创作的大家；在德里达的故乡法国，德里达已被认为是一位过时的、晦涩的、难懂的、影响甚微的、勇敢的探险家式的思想者，而在中国，却有靠研究、传播德里达的学说而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批评家。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一个时代的某个意识形态领域不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确实是个大问题。

因此，我认为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应该强调学习的，是这篇闪耀着独创性光辉的文献中所全面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

存在决定意识。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此外没有别的源泉。

这些真理性的论断，不能只在每年的“5·23”

被我们在会议室里提上一回两回，而应该成为每个创作者的主导思想。

思维把人和动物区别了出来，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没有离开形象思维的抽象思维，也没有离开抽象思维的形象思维，因为人类的任何思维都要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配和掌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必须加强。

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才能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认为这段话也点明了解决文学界存在问题的要害。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文学创作在解放思想的同时，必须统一思想；今后的文学创作，也必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加以指导。

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学创作才能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前进，才能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正确创作道路上，创造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作品。

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才是对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好纪念。

2004.5.22于北京